近日，沿著住處附近的河邊夜跑，常看到一些“放生”魚蝦螺獅的年輕人。他們三五一排，身前放著裝滿水生動物的桶狀塑膠袋，人手一個轉經筒，口中唸唸有詞。近幾年“放生”之風正在各地悄然颳起。
想起兒時聽老人講過的一則故事。據説，有些乞丐善於飼蛇，把蛇裝在竹簍中沿街兜售，善男信女便花重金買去放生。殊不知這蛇本是乞丐自小養熟了的，被放至荒野後，又自動遊到約定之地與乞丐匯合，鑽入竹簍等待下一次被“放生”，蛇與丐相依為命，結成牢不可破的“商業夥伴”，共同成就著放生者的心願。當然，這是鄉間野老之言，真假待考，但充滿了中國式智慧。
于史有徵的“放生”由來已久。《列子》記載：“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善！’”這個故事被好多倡導“放生”的人援引，其實它的本意並不是鼓勵放生，反倒和前面所説的乞丐與蛇的故事有異曲同工之妙。實際上，類似言論史不絕書。清初一個放生組織告誡其成員，購買動物時不可吝嗇，但也不要過於慷慨，以免刺激攤販捕捉更多的動物牟利。可見，放生者早就明白，放得越多並非越好。
“放生”真正被視為值得讚賞的行為，最早是受佛教影響。梁武帝時，已有放生之舉，且出現了“放生亭”。唐朝，全國設放生池八十所。宋代，杭州西湖被辟為“祝聖放生池”，每年四月初八，上千人在湖邊集會，放生魚和鳥，為皇帝祈福，“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盛況空前。
到了晚明，又出現了一些新變化。此前的“放生會”規模雖大，但主要是為慶祝佛陀或皇帝的生日才舉辦，晚明的集會規模縮小，但更加頻繁，且以放生本身為目的。以前的放生行為較多官方色彩，此時則得到地方社團和精英廣泛響應，成為一種個人行為。有些士紳還在自家莊園開闢了專屬的“放生池”。戲曲理論家祁彪佳就是其中之一。
祁彪佳是山陰人。《明史》中有傳，説他“生而英特、丰姿絕人”。山陰，即今天的浙江紹興。在浙江，紹興人向以剛倔、硬朗著稱。祁彪佳20歲考中進士，剛踏上仕途，就嫺熟地處理士兵鬧餉，收穫讚譽。身逢大明帝國大廈將傾之際，他為挽救國運做了不少工作，在幹部群眾中口碑頗佳。
不過，“政壇硬漢”祁彪佳內心深處也有柔軟的一面。他熱衷於放生活動，日記中不乏從別人刀下買鵝、豬等動物放生，以及舉行放生集會的記載。祁彪佳創立的“放生社”，成立於崇禎九年（1636）四月初八。
祁彪佳的放生和他對佛學的興趣有關。不過，根據日本學者研究，明代知識分子對放生的觀念十分複雜，他們把動物看成比人類更弱小的生靈。與佛經中的故事相比，中國的故事和實踐更關注弱小的動物，並將其與弱小的社會成員作類比。儒家思想中的仁愛、萬物一體的思想，也被用作放生活動的精神資源。
即便如此，在祁彪佳心中，“放生”及所放之物的意義，似仍遠大於普通的人。對偷盜放生之物者，他主張堅決打擊，決不手軟。有一次，崇禎十三年（1640），紹興府米價高騰，他放生的螺被饑民偷去充饑。祁彪佳十分不滿，要求知縣嚴查此事，他的解釋是為偷螺者免墮地獄。然而，他似乎沒想到，這些饑民偷吃他放生的螺，恰恰是為了活在人間免赴地獄。或許他也想到了此節，只是因為這些螺經他之手放生，卑微的軟體生命就此被賦予了渡他解脫的偉大意義，自然要高於那些不值得一提的饑民了。如此説來，祁彪佳心中的道德天平上，一端站立的是饑民，另一端卻並非是螺，而是他自己！晚明的士大夫樂於分享放生之舉，不但成群結社，且在放生池邊立碑刻石，公佈資助者的姓名。這似乎也説明，他們的放生多少含有展示和鞏固道德優越感的目的。
杭州失守後，“彪佳即絕粒”，留下“臣子大義，自應一死”的遺書，“端坐池中而死”，“夫人子弟不知也。笑容可掬，顏色如生”。“放生池”拯救了無數小生命，最後成了它主人的赴死所。不過，即便祁彪佳最後的時光是在他心心唸唸的放生池邊，但人們今天還記得祁彪佳，卻主要是因為他對故國的忠貞，在文學戲曲上的建樹，以及隱逸園林的生活趣味，而不是放生的功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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