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一季度，我國實現了經濟發展、結構優化、民生改善的較好開局，但面臨的一系數列問題也不容忽視。那麼，調整中的中國經濟到底有哪些深層次的問題，怎麼破解這些難題？

　　對此，中華工商時報記者近日專訪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義平。他認為，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十分複雜，主要問題是結構失衡和創新能力不足，因而更需要加強供給管理。“沒有創新很難有結構調整”

　　“結構問題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發展是變革的函數，産業結構規定著經濟發展的質和量的邊界。”李義平告訴記者。

　　李義平説，我國當前産業結構的特點是附加值比較低的製造業，遍地開花的基礎建設項目，各地普遍推崇的房地産業等為主打産業。尖端製造業，現代化服務業，戰略性新興産業，現代農業以及文化産業發展不足。

　　那麼，為什麼能夠形成低層次的産能過剩，而且幾乎固化呢？在李義平看來，低層次的産能過剩既是我們既有發展模式的産物，更是體制、機制缺少“吐故納新”的活力使然。當國際經濟形勢向好的時候，低層次的産能過剩通常會被掩蓋，世界經濟一旦進入週期性的調整，低層次産能過剩的問題立即顯現。

　　另外，與地方政府的行為也不無關係。李義平説，一方面，地方政府更多追求以GDP為主要考核內容的政績工程。另一方面，則對需要長期下工夫的實體經濟，製造業等提升我國經濟實力的産業關注不夠。第三，産能過剩是長期積累的，與時不時地、情不自禁地刺激不無關係。第四，是缺少過剩産能的退出機制。

　　“充滿活力的機制可以在産能過剩初見端倪的時候予以消化，不至於釀成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李義平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講，創新與結構調整是同等的，沒有創新就很難有結構調整和提升。

　　供給管理改革重點要有制度配套

　　鋻於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是結構問題，創新問題是一個中長期的問題。對此，李義平認為，國家選擇供給管理的宏觀經濟政策是正確的。然而供給管理必須有適合供給管理的制度安排，因而實際上是一個制度變革的問題。

　　如何從制度上完善？李仁平認為，首先，必須明確供給管理所講的供給是企業的供給。真正的企業的供給遵循效益原則，遵循投入産出的原則。“如果我們在以後的改革中，不能使企業成為真正的企業，那就很難有供給管理意義上的供給。”李義平説。

　　其次，特別應當研究地方政府的職能轉變的問題。李義平説，地方政府到底扮演什麼角色，已有市場經濟國家提供的案例跟我們完全不一樣。我們現在的地方政府職能是計劃經濟體制的“路徑依賴”，這樣的架構有利於粗放型經濟增長，地方政府容易直接干預經濟，直接扮演市場主體的角色。在這樣的制度框架和思維方式的支配下，只要是上級文件強調的産業發展的方向，都可能一哄而上，即便是新興産業，也可能處於該産業的低端而産能過剩。

　　因此，李義平認為，應當讓地方政府角色回歸市場經濟的基本角色，總的原則是提供基本的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務。實行供給管理，地方政府要做的是：盡可能減輕企業負擔，創造公平的市場環境，防止環境污染。

　　另外，李義平還表示，中央政府應當切實轉變職能，使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要減少審批，破除壟斷，精兵簡政，按市場經濟的要求設置政府機構，規範政府各部門的職能。要在培育完善的市場機制上下工夫，為破産、兼併、重組、清理僵屍企業創造制度性條件，使之成為日常的正常性的行為，以有效配置資源。人們可以發現，創新最多的地方，通常是政府管的少，市場體制規範的地方，世界如此，中國如此。

　　李義平強調，要改變思維方式，在健全市場經濟體制上下功夫，要盡可能低少調控，讓市場體制經濟規律自身起作用。政府各部門要恪守其基本職能，例如中央銀行應當在幣值穩定上下功夫，而不是熱衷於頻繁變動的貨幣政策。政府指導經濟的文件應當規範，簡約、穩定、易於執行，更多的作用於體制建設和環境建設。要像供給學派強調的那樣，切實減稅、費，切實減輕企業和老百姓的負擔。

　　創新需要制度保障和支援

　　“創新是當務之急，然而創新就其本質而言不是號召的，不是轟轟烈烈的結果，是制度安排的結果。”李義平説，市場經濟下的創新主體是企業。這源自於市場經濟下創新的特點，即創新的回報性和風險性。創新包括技術上的風險和市場上的風險。

　　一個國家的創新狀況取決於民眾的普遍參與制度，取決於商業氛圍。商業氛圍的濃厚，不僅會使創新的參與者絕對人數會增加，而且會提高創新的成功率。“政府要做的是創造濃厚的商業氛圍，保護智慧財産權，使創新者能夠獲得應有的回報。”

　　除此之外，李義平還認為，當前調整産業結構，清理過剩産能，可以行政手段與市場機制相結合，但總體方向還是要建立起健全的、本身具有自我強調調節功能的、充滿活力的體制。最少宏觀調控的體制是最健康的體制。“這應當成為我們的共識和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