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的破和立並不是對稱的，破和立的難度不一樣，時間週期也不同，採取的手段也應該不同，政府在破這方面可以是直接的，但立的方面應該是間接的，不然又會形成投資的一窩蜂，使産業結構再度扭曲。

　　●應該利用這次改革機會，消除企業退出障礙，疏通退出渠道，真正使經濟有一個內部的清潔機制。退出渠道窄、成本高、對社會的衝擊力大，使得企業想退也難。所以，降低企業退出的經濟和社會成本，也應該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

　　●如果我們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釋放中國的發展潛力，那麼，它應該是一次全面的經濟清潔過程，是一次創造性毀滅，舊的要讓它過去，新的要讓它到來；同時，它也是中國深化改革的標誌，是經濟二次騰飛的前提。

　　供給測改革是近來經濟學界的熱門詞，對於供給測改革的定性、內容、路徑，業內人士有許多種解讀。2016年，政府重點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提振信心、逆轉預期，重啟高增長之路。

　　結構調整需要政府創造條件

　　供給側改革的權威解讀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即從提高供給品質出發，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提高全要素生産率，更好地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我認為，它可能包含兩個方面的任務，即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

　　在結構調整方麵包括兩個具體目標，一是對現有經濟結構中的不合理部分進行處置，為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鋪路。一方面是附加值不足以承受成本上升的低附加值産業，主要是一些勞動密集型的消費品工業，這些産業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國家轉移是一個必然的趨勢；另一方面是由於産能過剩、過度競爭導致行業性困難的企業，主要是重化工企業，如鋼鐵、煤炭、造船等，需要通過淘汰一部分産能使行業的供需趨於平衡。二是培育一批高端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使我們的經濟結構定位在一個更合理的平臺上，保持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總體看是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使過剩産能和房地産庫存減少，企業成本上漲和工業品價格下跌勢頭得到遏制，有效供給能力有所提高，財政金融風險有所釋放。

　　無論是處置“僵屍企業”、降低企業成本、化解房地産庫存、提升有效供給還是防範和化解金融風險，病根都是體制問題，解決的根本辦法都得依靠改革。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激發各類經濟主體尤其是企業的活力和市場競爭力，提高效率。比如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減輕稅費負擔、降低資金成本，減少行政審批環節，改革財稅、金融體制。中國的經濟騰飛是從體制改革開始的，它使中國擺脫了貧困落後的面貌，進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現在的改革，目標是使中國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國家邁進，其要求和難度都提高了，但基礎和條件應該也更好了。

　　要達到結構調整的兩個目標，需要政府創造條件：首先，去産能、去庫存是當務之急，短期內可以通過行政手段來實施，但還應有適當的激勵措施，也需要市場發揮作用。要讓地方政府有積極性去做去産能和去庫存的工作，就應該保證失業人員的安置渠道暢通，地方的財政收入不至於大幅度下降；經濟結構（特別是地方的産業結構）不是一日形成的，要在短期內徹底扭轉不合理的經濟結構，就需要動大手術，有可能傷筋動骨，在新的産業不能替代舊産業之前也不宜推倒重來。所以去産能、去庫存只是短期的措施，其目的是騰出新的資源來發展新産業，也就是補短板。但什麼是適合於當地發展的新産業，應該由市場和企業來做選擇。經濟結構的破和立並不是對稱的，破和立的難度不一樣，時間週期也不同，採取的手段也應該不同，政府在破這方面可以是直接的，但立的方面應該是間接的，不然又會形成投資的一窩蜂，使産業結構再度扭曲。再者，應該利用這次改革機會，消除企業退出障礙，疏通退出渠道，真正使經濟有一個內部的清潔機制。雖然我們的“破産法”等有關法律已經實施了許多年，但在地方和部門利益的驅使下，不單是國有企業退出困難，連民營企業退出都面臨種種障礙，退出渠道窄、成本高、對社會的衝擊力大，使得企業想退也難。所以，降低企業退出的經濟和社會成本，也應該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

　　重塑個人企業政府三者利益

　　是供給側改革的首要任務

　　如果我們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解為釋放中國的發展潛力，那麼，它應該是一次全面的經濟清潔過程，是一次創造性毀滅，舊的要讓它過去，新的要讓它到來；同時，它也是中國深化改革的標誌，是經濟二次騰飛的前提。如果要達到以上目的，以下幾件事情非做不可：

　　一是要創造個人、企業、政府三者利益一致的經濟環境

　　在一個大的市場環境中，參與者的數量和性質都有較大差距，我們可以將其抽象為個人、企業和政府，他們各自的利益訴求不一樣，當然其行為也有差別。但現代經濟理論證明，在一個合適的資訊環境下，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參與者可以達到相對比較統一的利益目標，也就是通過某一種特定的機制設計，可以使各方追求的利益一致化。中國自1978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事實上就是這一機制設計理論的典型代表，它統一了個人、企業、政府三者的利益，使個人收入、企業利潤及政府財政收入都能從經濟增長中獲得足夠的收益，從而促使他們不斷地為經濟增長而努力，這種努力促成了中國超過30年的超高速經濟增長。但這種共同利益的基礎在前幾年已經遭到了破壞，因為城市土地價值的不斷上升，地方政府財政已經不需要依靠高速經濟增長來獲得，賣地是最好的選擇；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政府和個人都在追求社會保障的完善。因為三者間利益訴求的差異，使得過去追求經濟增長的動力失去，特別是企業被放置在一個孤立的地位上，經濟減速在所難免。只有三者的力量得到統一，中國經濟發展才會有真正的動力，其前提是三者的利益必須一致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真正取得成效，就必須兼顧三者利益，不能搞政府突進，割裂三方利益。

　　如何兼顧三者利益：首先是為企業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最重要的是創造一個企業可以盈利的預期，如較低的資金和原材料成本、較為合理的稅收、投資的便利性、公平合理的競爭環境等，使企業的生産經營回到一個風險較低、收益前景較好的軌道上來；再者是政府的財政收入必須與經濟增長的水準有關、與企業經營的好壞有關、與人們的收入水準高低有關、與人們的消費水準高低有關，它不能扭曲人們的行為，更不能投機取巧脫離經濟環境。從而使政府利益與整體經濟的利益相一致，而不能淩駕於經濟之上。最後是要鼓勵個人從勞動中獲得收益，按照其對社會貢獻的大小來獲取收益，而不是從社會保障中獲得收益。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即使是我們經濟發展到了較高水準，整個社保水準也不應該是高的，應該是普惠，消除個人養老和醫療的過度風險。重塑和協調三者的利益關係，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關鍵，也應該是首要任務。

　　二是重點領域的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切實實行

　　第一，動員型經濟的轉型。動員式的經濟增長，好處是政府激活了全社會的積極性，但帶來的副作用是價格體系的扭曲、內外失衡、過度投資及經濟結構的不合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要解決上述問題，但須注意的是，目前所採取的很多措施也是行政化的，如果使用不當就會形成動員型經濟的翻版。這就需要我們認真思考和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和行為。以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水準（尤其是東部沿海地區）而言，全社會對市場經濟已經適應，企業也有了國際市場競爭的經驗，政府已經不再需要在經濟生活中的一切領域扮演具有控制力的角色，可以放手讓市場和企業發揮更大的作用。供給側改革需要政府審時度勢，從規則入手，運用合理的激勵手段，引導市場參與者向著政府希望達成的目標去努力。

　　現階段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效推進城市化的問題。與以往依靠物質資本積累和廉價勞動力的工業化模式不同，中等收入陷阱突破不僅需要考慮生産供給面的效率，而且需要考慮消費模式的升級及其與生活模式的變化，人力資本和知識部門的發展成為新增長動力。這就必須給知識過程和知識部門成長創造環境，發揮每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這時，就需要弱化政府干預，強化政府在支援經濟可持續增長中的功能，在完善法制以保護産權、形成有效的市場競爭環境及新要素培育方面發揮作用。

　　第二，明晰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推進市場化改革。首先，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打破壟斷，推行政企分開；推動國內統一的市場建設，打破各種資源流動的制度障礙；打破行政干預所導致的橫向、縱向經濟分割，切實發揮經濟網路的集聚、關聯效應。其次，推進科教文衛等各類事業單位的轉型和改革，形成高端服務業市場，提高服務業品質。因為認識的偏差，中國現代服務業一部分存在於管制較大的科教文衛等事業單位；另一部分存在於電信、金融、鐵路、航運以及水電氣等壟斷部門。這些部門缺少市場激勵，競爭不充分，效率低下，勞動生産率水準很難得到提高。為此，需要把上述部門的改革與放鬆管制相結合，儘快形成一個高品質的服務業體系，提升服務業的效率及其正外部性，推動中國的經濟轉型。

　　第三，深化財稅制度改革。目標是使稅制由工業化階段的間接稅制逐步過渡到城市化階段所要求的直接稅制。中國目前的稅制形成于建國初期，徵稅重點是工業部門。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已發生重大變化，工業化已進入中後期，城市化日趨成熟，城市服務業已成為經濟主體。再沿用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不僅加重了工業部門的稅負，使該部門轉型升級難度加大，也弱化了地方政府的稅基，加大了地方財政收入難度。發達經濟體的經驗表明，當每人平均GDP水準超過7000美元時，可以由原來的間接稅為主調整為直接稅為主的體制。所以，適應中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十三五時期應著手從間接稅制逐步過渡到直接稅制的改革，降低間接稅佔比，提高消費等直接稅比例，以促進經濟轉型。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需要創造明確的預期

　　預期和激勵是市場有效運作的基礎，激勵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而預期是政府宏觀管理的核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實現，人們能不能形成一個好的預期很重要。政府行為是市場預期形成的重要來源，所以創造好的預期，應該是政府宏觀政策的出發點。怎樣才能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使市場形成一個向好的預期：首先是政府要有一個人們可以信任的承諾，比如我們的改革從什麼時候開始，要達到什麼目的，要採取什麼措施，短期、中期、長期我們會做什麼；同時需要社會有什麼樣的配合。其次，政府會採取什麼樣的激勵措施，有什麼樣的改革舉措，可能會面臨什麼樣的困難，有沒有辦法克服困難？政府的每一項改革措施社會會得到什麼樣的收益，這些收益將通過什麼方式來分享等等。只有全社會充分認識了政府改革的決心、力度、安排及前景，人們才會真的努力去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這就是預期的力量。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經濟增長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