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筆

　　我們今天所説的“大學”，誕生於西方的中世紀，對中國而言，是個舶來品。究竟誰是中國第一所大學，至今仍有爭議。但對中國社會運轉起到真正作用的大學，大約19世紀中葉前後才出現。

　　這麼看來，中國有大學的年頭不算長，但停辦的大學不少。比如，北京的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廣州的嶺南大學，因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變化而停辦。還有一些應時而生的“革命大學”，在完成歷史任務後光榮退隱。不過，這些大學雖然停辦了，它們昔日的輝煌，無論是留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是留在革命功勞簿上的，依然鐫刻在民族文明的紀念碑上。人們不會忘記，時局動蕩、人心離散之際，陳序經執掌的嶺南大學向陳寅恪伸出了橄欖枝，由此延續了一段文脈，也使康樂園成為學人心中聖地。人們也不會忘記，那些年遍地開花的“革命大學”，固不合今日之高等教育成例，但鍛造出的治國柱梁，影響卻是那麼深遠。

　　不過，有的大學因為個頭小、專業少，消失之後受關注不多，似乎湮沒在歷史塵埃中了，卻更值得人們深思。很多人知道，北京有個朝陽區，“朝陽群眾”尤負盛名。但知道北京曾有一所“朝陽大學”的恐怕不多。“朝陽大學”這個名字，仿佛一個社區學院，聽來多少有點Low。其實，此“朝陽”非彼“朝陽”。朝陽大學舊址在北京東城區海運倉，和“朝陽區”風牛馬不及。大學之名“朝陽”，寓意旭日東昇、嚮往光明，朝氣蓬勃之精神呼之欲出。與“朝陽群眾”以治安風化為己任僅有的類似之處，大概是朝陽大學是一所政法專業院校。

　　朝陽大學的誕生與政治風氣變化有密切關係。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民主法治之風大興，法政人才培養一時成為急務，年底，朝陽大學應運而生，第一任校長汪友齡曾任司法部次長，朝大與政界保持了密切的聯繫，稱之為“政治學院”似也不為過。

　　而且，和一般高校由教育部領導管理不同，朝陽大學與司法部關係很近。辦實務者都知道，“婆婆”多了易掣肘，政出多頭難辦事，但朝陽大學的辦學成果不但得到教育部肯定，而且受到司法部嘉獎。從1916有第一批畢業生算起，至1949年學校停辦，三十多年時間裏，朝陽大學培養的畢業生不過6000余人，平均一年不過二三百人。但學科特色鮮明，法科學生佔七成，而且學生基礎好，入學錄取及平時的考試又很嚴格，畢業生以“不怕考”出名，尤擅應對各種文官考試、法官考試等，1936年《朝陽大學概覽》中這樣寫道：“每值司法官或高等文官考試，本校學生均取錄較多，屢列前茅”。第一屆全國法官考試，朝大畢業生獨佔鰲頭。可以説，朝陽大學客觀上承擔了司法部助手和後備軍的職能。

　　培養實務人才，確為朝陽大學特色所在，畢業生做公務員、法官者尤多。據1928年的一位畢業學生回憶，“畢業生中，學術高深、理論淵博的學者似乎很少，卻産生了大批官吏、訟師和幕僚人材”，除了少數位高權重之外，大部分都在中下層機關謀生。又或許因為專業相近、業緣相聯等原因，“朝陽同學在校時是一盤散沙，及至到了社會見著面，則是親熱異常”，甚至有“無朝不成院，無朝不開庭”的美談。

　　教書育人之外，朝陽大學在學術上也頗有建樹，校刊《法律評論》是民國時期創刊最早也最負盛名的正規法律雜誌。在朝陽大學任教的名教授很是不少。時人稱譽的“中國四大法學家”中，朝大獨佔三席。李大釗、範文瀾、翦伯讚等左翼學者被邀講課。蔣介石的文膽之一陶希聖也曾任教朝大，且對學校給予極高評價：“中國法學和司法界，朝陽大學出身的人才是第一流，亦可以説是主流，法學教育史上，朝陽大學應居第一位。”1929年世界法海牙會議上，朝陽大學還獲得“中國最優法校”的讚譽。

　　和前文提到的幾所大學一樣，新中國成立前後，朝大的命運發生了根本變化。應該説，這和當時的政治大氣候以及法學的學科特性都有一定關係。1949年8月，朝陽大學改名“中國政法大學”。次月，學校舉行開學典禮。沒過多久，又被合併到新成立的中國人民大學之中。

　　對於包括朝陽大學在內的大學停辦，史上支援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反對者亦有之。停辦大學，不自今日始，也不會自今日終。每一所被停辦的大學總有這樣那樣被停辦的理由。昔日，“革命”二字為之背書，如今，“改革”有時被拿作幌子。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大學被停辦後，成了一座不倒紀念碑，甚至具有了成仁聖徒的意義，而當年停辦它們的“理由”卻早已風逝。後人爬梳故紙堆，除了得些佐餐談資，發點思古幽情之外，更重要的在這些紀念碑下，為今人處事尋一個立腳處。從這個意義上説，在大學停辦這件事上，比找一個“高大上”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認真考慮一下，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以及能站住多久。或者改一句魯迅先生的話來説罷，莫非下令停辦的時候，竟沒有想到這些停辦的理由終究是要倒的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