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4月25日報道外媒稱，如果杜魯門或艾森豪威爾實施像今天的奧巴馬或更加危險的特朗普那樣的外交政策，那麼這個世界現在會是什麼樣？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3月27日報道稱，奧巴馬對試驗性地從中東撤軍負有責任，美國一直認為中東地區至關重要。特朗普將加速這一撤退，而且將使之全球化，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貧困的國家”，正如他近日對《華盛頓郵報》編輯部所説的。

　　現實情況已迫使奧巴馬放棄了其試驗的某些內容，但它一度包括從伊拉克撤出所有美軍；打算在阿富汗也這麼做；在廢黜了利比亞獨裁者後放棄利比亞；不冷不熱地支援“阿拉伯之春”民主運動；拒絕幫助打擊敘利亞獨裁者巴沙爾·阿薩德的人，而奧巴馬説，他支援推翻巴沙爾。

　　奧巴馬制定這一政策是因為，他認為（正如《大西洋月刊》記者傑弗裏·戈德堡對奧巴馬進行專訪後所提到的）“中東無法搞定，在他的任內做不到，今後二三十年也做不到”。

　　換言之，該地區的國家不太可能成為民主國家，在經濟上也不太可能成功。美國的資源可以更好在用在奧巴馬所謂的“本國建設”上，以及用在與亞洲更重要的關係上。厭戰的美國選民反對把美國的軍隊留在中東。

　　現在，試想一下，如果杜魯門在二戰後實施了類似的試驗。那場毀滅性的戰爭之後，美國人遠比奧巴馬擔任總統時更加厭戰。當時很多人認為，現在是回家的時候了，讓歐洲和日本人自己應對吧，包括蘇聯的威脅。

　　當時，沒有人指望日本和德國能成為可靠的民主國家。那時的美國也遠比現在貧窮。

　　然而，杜魯門保持了在德國和日本的駐軍，而且駐軍持續了70年之久，只是偶爾會有美國選民表示不滿。國會和總統把納稅人數以千萬的美元投入到了兩國的重建當中。他們致力於多年的佔領，並實施了民主制度。

　　當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時，認為南韓有朝一日會成為美國的重要貿易夥伴和盟友的想法似乎更加古怪，更不用説成為一個充滿生機的民主國家了。然而，艾森豪威爾和國會仍繼續在那裏派駐美軍，這一部署持續了60年，在國內也幾乎沒有遭遇反對。

　　人們都知道後來的結果是怎麼樣的。民主在專家堅稱不適合民主存在的土地上繁衍開來。歐洲、東亞與北美一樣變得非常現代化，這反過來幫助美國變得更加富有。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美國的中等家庭收入從1945年的2.7萬美元增長到了現在的6.2萬美元。美國軍隊的持續存在幫助維護了歐洲和東亞前所未有的和平時期。

　　相比之下，奧巴馬削減費用的後果是災難性的。伊拉克不堪一擊的穩定被新一輪的派系戰爭所取代，一個邪惡的恐怖主義國家出現。敘利亞被戰爭搞得四分五裂，數十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導致了美國官方所謂的大屠殺，恐怖主義和難民流威脅到了整個歐洲大陸的穩定。與義大利隔地中海相望的利比亞也陷入混亂之中，一個新的“伊斯蘭國”前哨基地在那裏紮根。

　　當然，情況不一。德國不是南韓，不是伊拉克。也不能保證，美國的持續駐軍和長期承諾就一定能帶來更好的結果。但是，很難想像事情還能更糟——或許最有説服力的證據就是奧巴馬不願意在伊拉克重新部署5000名士兵以及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實施的上千次空襲。

　　這一災難最荒謬的後果可能就是它成為支援了特朗普等孤立主義者的證據。如果情況如此之糟，難道這不是在表明，美國就應該放棄然後回國嗎？

　　撤兵的誘惑從未遠離美國政治的表層。幾十年來，美國人一直在抱怨盟友沒有承擔本應承擔的責任。美國的盟友看上去還不如今天的中東更值得獲得幫助，美國與所有盟友都發生過喧囂的爭執——與日本在貿易問題上，與德國在導彈部署問題上，與南韓在人權問題上都發生過爭執。總有美國人在問，為什麼我們要把本可以花在國內的錢去給別人花呢？對此，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總是有一些政治家為了美國的領導地位而擔負起艱巨的責任，比如杜魯門和肯尼迪，裏根和克林頓。這一傳統現正處於危險之中。（編譯/許燕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