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能通過理性的規則和嚴密的執法，將餐飲市場納入常態化的法治治理軌道，那麼運動式或選擇性執法，最終可能仍然無法實現價格善治的目的。

　　桂林“天價魚”事件持續發酵。當地物價、工商等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還在調查之中，涉事餐館又被曝出去年8月10日曾被曝光收取“天價餐費”。“二次曝光”為“天價魚”事件再添新證，同時也將執法監管推至輿論詰問的前臺。人們追問的是:已經被曝光的問題餐館，為何還能繼續烹飪“天價魚”?平日裏沒有被媒體披露的類似事件又該有多少?

　　從青島“天價蝦”到哈爾濱和桂林的“天價魚”，層出不窮的“天價”事件，不斷挑戰消費者對於市場環境的預期，同時也模糊、侵蝕著人們對市場法治的基本認知。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商家的自主定價權是否意味著其可以高標價、亂標價?經營者有了“明碼標價”“顧客簽字”是否就可以漫天要價?遵循市場定價機制是否意味著政府部門不需要對市場進行價格監管?

　　自由的市場是以法治為前提。我國價格法確定了多數商品採取市場定價機制，賦予經營者自主定價權，但並不是將定價行為一放了之。相反，價格法明確規定“經營者定價，應當遵循公平、合法和誠實信用的原則”，要求其“為消費者提供價格合理的商品和服務”，同時還列舉了經營者不得採取的“不正當價格行為”情形，“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牟取暴利”。迄今為止，媒體所曝光的“天價”事件，幾乎都不難找到違背上述立法之處。

　　不難看出，所謂的“自主定價權”並非沒有法律規則的約束，同時立法還賦予政府部門相應的執法權責，“對價格活動實行管理、監督和必要的調控”。既然如此，為何一些地方的價格亂象依然不治?一方面，執法在缺乏具體明確的標準下，很可能難有作為。例如，《制止牟取暴利的暫行規定》明確指出，“某一商品或者服務的價格水準不超過同一地區、同一期間、同一檔次、同種商品或者服務的市場平均價格的合理幅度”，但由於並沒有明確“合理幅度”的具體比例，使得這一規定在旅遊熱點地區遭遇瓶頸，執法部門對牟取暴利難以定性。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價格執法本身還存在機械化、被動性等問題。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執法部門或許會採取鐵腕手段以收立竿見影之效。但是桂林的案例告誡人們，如果不能通過理性的規則和嚴密的執法，將餐飲市場納入常態化的法治治理軌道，那麼運動式或選擇性執法，最終可能仍然無法實現價格善治的目的。各種“天價”事件挑戰的不僅是旅遊權益公平，更有市場法治的公信力。因而對於執法者而言，不能死抱著“執法標準越細越好”的幻想，而應善於將立法原則性規定運用到具體的執法活動當中，以負責任的執法激活立法條款、維護價格法治秩序。

　　本報特約評論員兵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