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連奎

　　2008年經濟危機後，中國學者走在了世界經濟學創新的前列，林毅夫先生提出了新結構主義經濟學主張，滕泰、賈康等學者提出了新供給主義主張，但筆者認為，如果沒有財稅改革做基礎，沒有充足的財源做基礎，新結構主義和新供給主義兩大學派所主張的産業升級都不可能實現，不可能真正的解決問題。本次經濟危機的根源在於當今世界各國的財稅體系已經不適合世界的發展，因此全世界都必須開展一次徹底的財稅改革。

　　“五增五減”

　　的財稅改革方案

　　1、 增加享受型産品和奢侈型産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稅收。我國應該根據不同的行業，不同的産品制定不同的標準，筆者建議將各種産品分為“生存必需品“，享受型産品”、和“奢侈型産品“三類，提高享受型産品和奢侈品的稅收，降低生存必需品稅收。對於生存必需品可以按類別劃分，對於奢侈品則可以按品牌進行認定，很多品牌可以全品牌直接劃入奢侈品的行列，比如賓士、奧迪、寶馬等豪華汽車，蘋果手機以及一些名牌服飾、珠寶，化粧品等，這樣劃分之後，就可以對這些産品進行奢侈品認定，增加徵稅，並且增稅的空間非常大。而那些生存必需品可以實行普通的稅收，甚至適度減稅、免稅。

　　2、增加成熟工業品稅收，適當降低高科技産品稅收。 筆者建議將工業品分為成熟工業産品和新型科技産品，對於成熟工業品則可以適當提高稅收，因為成熟工業品需要投入研發的費用非常少，只有生産費用，而新型科技産品則需要持續的研發投入，而且需要面臨全球技術競爭，可以降低稅收，鼓勵創新。

　　比如一部手機技術不成熟時可以賣一兩千元，技術成熟後可以賣兩三百元，比如一台冰箱價格不過一兩千元，而一個小小的手機也一兩千元，這就是成熟技術産品與非成熟技術産品的差別。 成熟産品，價格極其低廉，可以適當多徵收稅收。

　　3、增加機器密集型産品稅收，降低勞動密集型産品稅收。 對於産品，我們還可以分為機器密集型産品和勞動密集型産品，勞動密集型産品可以適當減稅，對於機器密集型産品可以適當增稅，因為對於那些已經實現機械化大生産的産品，勞動生産率變得非常高，價格也變得非常便宜，即使適度提高徵稅標準，價格也可以承受。對於勞動密集型産品比如服裝、鞋則可以降低稅收。

　　4、 增加專項服務收費，降低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我國應該將稅收分為公共稅收和專項稅收，增加專項稅收的比重，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能用專項稅費解決的問題就不要再用公共稅收，政府提供的專項服務可以適當收費以與公務員的工資支出進行平衡，政府在特定領域的建設也可以通過專項稅收加以平衡，這樣就可以降低公共稅收的負擔，從而降低企業和個人的稅收負擔。與城市建設、公共服務有關的項目，可以適當增加費用，比如燃油稅就可以適當提高以支援城市道路建設，而企業增值稅和所得稅等公共稅收可以適當降低。

　　5、個人所得稅地方化，降低個人所得稅稅率，增迦納稅群體。中央政府不應該再制定統一的個人所得稅標準，國家應該只制定稅率，起徵點由地方人大確定，將個人所得稅變成一個補充地方財政收入的重要稅種，這樣可以彌補地方土地財政枯竭後的政府支出問題。

　　財稅改革的迫切性

　　1、赤字財政難以長期持續。我國正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全面城市社會轉型的時期，政府在城市建設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只會增加，很難減少。2016年中國財政赤字已經高達2.6萬億元，並且今後財政赤字只會增加，很難減少，改革財稅體制迫在眉睫。

　　2、土地財政難以持續。我國本來就是低稅收國家，只是靠政府出售土地，財政才得以維持，2013年4月，IMF發佈了IMF成員國一般政府收入佔GDP的比例數據，中國在188個IMF成員國當中排名第146位，屬於低稅國家，但由於中國以前有土地出讓金彌補政府財政不足，所以低稅問題沒有暴露，但隨著土地出讓金的減少，稅收不足問題將越來越嚴重。

　　3、分稅改紅利已經吃完，中國需要“新稅改”。我國上一次大的財稅改革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當時中央連年財政赤字，國家財政運作狀況極其困難。“分稅制”改革在一段時間內滿足了政府財政支出的需求，但隨著經濟水準的進一步提高，這一改革的紅利已經結束，中國已經有二十年沒有對財稅體制進行大的改革，目前需要進行第二輪的財稅改革，才能適應現在的經濟發展水準，不然中國稅收不足的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

　　4、中國模式的先進性應該體現在財稅體系上。一個國家能否引領世界發展，能否成為世界其他國家爭先效倣的對象，關鍵就是看這個國家能否創造出一套適應時代發展的，能夠解決時代問題的財稅模式。如果哪個國家能創造出這樣的模式，並率先實行，那這個國家就將領導這個世界，上個世紀是美國，這個世紀希望是中國。

　　其實稅收最終是取之於民，用之於民，老百姓一旦從高稅收中享受到好處，是不會反對的，比如在稅收最高的北歐，幾乎沒人反對徵稅。

　　（作者係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治理研究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