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於炎黃、形于秦漢、興于宋元、成于明清的中醫藥，歷經風雨、造福民眾，走到今天，卻放緩了前行的腳步。中國是否將迎來中醫藥的復興？中醫藥應如何正視自身發展瓶頸？中醫藥復興之路又在何方？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來在山西等地展開了走訪。

　　復興不在別處，在中國

　　中醫藥嚴重西化令人憂心，但在中華民族復興浪潮洶湧而至的時代背景下，部分人士認為中醫藥復興迎來了新機遇。

　　“西醫醫療模式出現了局限性，因而他們開始向世界各國傳統醫學尋找答案。”山西省青聯常委劉洋説。

　　經過近百年的發展，世界上超過一百個國家都採用了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西醫醫療模式，形成了大量先進醫療診斷設備、技術和資源，但隨之而來的耐藥性等諸多局限也成為不可回避的現實。

　　“西醫長于解決單一因素疾病，但對慢性病、疑難病顯得十分無奈。由於濫用抗生素及其他化學藥品，不僅使藥效降低，新的病毒也由此産生。”劉洋説，世界各國都在研究中醫藥，中醫藥的發展迎來新的歷史時期。

　　在中國本土的城市、村鎮、邊疆，中醫藥依然有深厚的“沃土”。

　　在江蘇南通，名老中醫朱良春雖偏居一隅，但名揚全國。

　　山西太原市中醫院主任醫師王鏡援疆期滿後留疆工作，被正式聘為阜康市中醫院副院長，他積極推廣中醫藥文化、中醫藥適宜技術和非藥物治療方法，在當地産生了很大的影響，不少烏魯木齊的患者慕名前往就診。康市中醫院中藥飲片銷售額由68萬/年增長為現在的300萬/年，中藥處方比例達到60％，中藥參與治療率達到90％以上。

　　因熱衷傳統醫學，中國中醫科學院西苑醫院健康教育科李繼珍“半路出家”，通過“西學中”授課、跟師出診、刻苦自學，從一位口腔科醫生轉而成為一名“一號難求”的名中醫。在山西曲沃縣，年近七旬的名中醫王乃勤退而不休，本縣百姓看病依賴他，鄰縣的醫院也高薪聘他去坐診，這位受人尊敬的老中醫説：“不是我稀缺，是老百姓歡迎價廉效驗的傳統醫學。”

　　基層受訪人士認為，當前要看到中醫藥復興迎來的歷史機遇，更要破除中醫藥負重前行的一些“枷鎖”。

　　“中國民間有一批靠家傳、師徒相授或自學成醫的中醫，收費低、療效好、受患者認可，但1998年《執業醫師法》頒布之後，他們中大多數人因種種原因領不到行醫證照，甚至因非法行醫被列為打擊取締對象。”山西運城市原衛生局副局長田康立認為，中醫藥復興需要魄力，儘快破除這些阻力。

　　2008年，運城市衛生部門組織了一場別開生面的考試，約800名民間中醫、中醫一技之長人員通過考試，獲得了行醫資格證。然而至今，這種冒有風險的地方做法，在全國並不多見。

　　“中國的衛生保健體系必須立足於國情現實，必須正視像東北虎般被剝奪環境的中醫藥。”山西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院長、出身中醫世家的李廷荃説。

　　解密自我是中醫藥復興首個課題

　　一些受訪人士認為，對中醫藥自身而言，當下面臨的困局是阻力，也是動力。

　　“危與機並存，使中醫藥審視自身、提升自身成為必然。”李繼珍説，“中國人需要像美國人研究飛碟一樣，花大力氣破解中醫藥內在的密碼。”

　　首當破解中醫藥的系統性問題。

　　“中醫西化導致基礎理論長期徘徊不前。”李庭荃説，中醫藥具有原創性和獨創性。它以辯證法思想為其哲學基礎，保障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繁衍昌盛，經久不衰。但中醫藥流傳至今，因為人們太熟悉，反而容易熟視無睹。

　　李庭荃説：“中國需要在紛繁複雜的中醫傳統知識和臨床經驗中，進一步凝練、歸納、構建現代中醫藥理論體系，這個體系的意義不僅在於知道中醫實踐和中藥研製，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認識生命科學的中醫藥理論體系。”

　　田康立也提議，在現代認識論條件下，對中醫的基本概念、理論學説進行歷史、邏輯的整理。這個系統性工程有必要組織隊伍認真進行，這是研究中醫理論的基礎性工作，只有把這些內容繼承好才能進一步發揚。

　　其次，進一步梳理中醫藥核心理論。

　　像陰陽、五行、臟腑和經絡，都是中醫理論的核心，近百年來也有不同爭議，比如，經絡是否存在？五行學説被視為玄學，但為何還在用？五行學説的實質是五臟理論，如何進一步科學闡釋？

　　“中醫有自己的體系和絕活，但其發展遠遠滯後於西醫藥的發展。”李繼珍説，“可以請出國家的中醫首席研究員們，在臨床業務上扎紮實實出成果，學有所用為國家。”

　　這其中，對中醫藥辯證施治的研究不應回避。中醫辯證施治包含辯證、辨病、再辯證的過程，但近年來，有人將辯證與辨病相對立，對於究竟何為辯證施治，缺乏統一的認識。受訪人士認為，中醫藥需要解決辯證量化指標與現代醫學的關係。

　　李繼珍、李廷荃等受訪人士均認為，中國在這一領域多年來沒有大的突破，中醫和西醫重疊的地方太少，未來必將有所突破。

　　第三，加大中醫藥臨床實踐。

　　“中醫對臨床實踐有很高的要求，有它獨特的規律：只有理論，不會看病；只有實踐，難以提升。離開中醫臨床，所有問題不能做出準確評價。而近年，重學位、輕實踐，導致中醫教育脫離臨床經驗，這種現象並不為鮮。”李廷荃説。

　　而中醫的臨床實踐與中藥又息息相關，很多受訪人士不約而同地提到，要認真研究中藥的藥性理論與中醫理論的關係，不要一味走分離、提取有效成分的植物化學研究之路。

　　此外，山西、北京多地受訪人士認為，中醫提倡“治未病”，蘊含豐富的預防醫學常識，不僅要從文獻上加以整理，還應加以現代研究。

　　“在我國的公共衛生政策中，中醫優秀的養生文化應該有所體現，這一點能有效帶動基層發展中醫藥的積極性。”田康立説。

　　大勢所趨在“兼用”

　　雖爭論猶存，部分業內人士對中醫藥走向仍保持有清醒認識，“中西並用”成為他們提到最多的一個詞。

　　“西方醫學近年已有很多公開的表述，它們並不回避借鑒中醫之長。‘相容並蓄’適用於中西醫，而不是‘此消彼長’。”劉洋説。

　　作為當局者的中醫界人士，對中醫藥今後之路也各有預見。

　　我國中醫界首位白求恩獎章獲得者、山西永和縣原中醫院院長王學詩已從崗位上退休，前來找他求醫問診的患者依然踏破門庭。當了一輩子中醫，他精於用廉價的中醫藥為偏遠山區的百姓祛除病痛，但他並不排斥西醫。他直言，中醫也要拋開一家之見，中西醫並用是最高境界、最理想的治療方法。

　　“就像盤尼西林，山區中醫也常用，只要能給百姓治好病，為什麼不能研究、學習、拿來用？”王學詩説，走自己路，也要“博採眾長”，對中醫藥來説亦如此。

　　對於儘快給予中醫戰略定位、科學發展，已成為基層呼聲。

　　“中醫是中國的一道生物防線，也是中國走向民族復興的一個必然。”山西中醫學院副院長馮前進判斷。

　　近年，馮前進曾多次走進澳大利亞等地名校，與國際人士聯合開展中醫藥研究，國外對中醫藥的關注、研究手段之新帶給他很多思考。他認為，20世紀系統論、控制論曾對中醫藥發展有一定幫助，21世紀或許還有更新的、綜合性更強的理論可供中醫藥借鑒。中醫藥要發展、完善，一定要與現代科技結合，兩者一旦有機結合，將成為中華民族復興獨一無二的優勢。

　　李繼珍則建議，應調整佈局，重視建立中醫傳染病醫院與中醫急症特點醫院，找到中醫藥復興的有力抓手。

　　她説：“建立和重點培育中醫傳染病醫院，並確定具備應對突發性事件的、專科特點的中醫醫療能力。改編一些二級或三級中醫院的職能，形成區域內有規模、有研究、高品質的中醫傳染病院對艾滋病等傳染性疾病進行專門的研究與治療，注重挖掘中醫的藥物及非藥物治療結合的治療方法，推動對傳染性疾病的全面治療研究與創新。”

　　李廷荃認為，在現有條件下，通過吸收中醫本科院校優秀畢業生參加全科醫師培養、將合格全科醫師納入培訓基地醫院實行託管、制定培訓單位與全科醫師所在基層網點互動式醫療轉診制度，都是推動中醫藥走出困境的有效之舉。

　　他們共同的呼聲是：希望國家能夠給予更多、更加合理的政策空間，使中醫藥能夠乘其東風，盡其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