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轉股的嘗試，是在以時間換取改革的空間。未來，要真正解決債券違約風險，還是需要科學合理地厘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推動國企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

　　當前央企、地方國企債券違約正呈現出多米諾骨牌效應。繼天威、二重、中鋼等後，新近中煤華昱和中國鐵路物資等央企也相繼爆發信用違約事件。公開資料顯示，去年至今，違約的央企債券規模已超千億。

　　央企和地方國企違約風險頻發並不意外，而且未來可能會更加突出。這是因為，2008年以來，央企和地方國企承擔了經濟刺激的主力軍，這些企業的債臺高築已非秘密；此外，國內全局性産能過剩，尤其是中上游資本和資源密集型企業的産能過剩，已嚴重壓低了市場的邊際投資收益率和企業利潤，很多企業實際上幾年前就陷入了債務緊縮，只是寬鬆的貨幣政策，各種或明或暗的融資渠道，使很多企業可以用借新還舊的融資現金流支撐著業已衰老的軀殼，把問題包裹了起來，如2013年的債券風暴，2014年的同業市場風暴，2015年的股災等。

　　重提“債轉股”，正是為了防控債務違約風險，堵住局部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口子，通過控制債務風險釋緩的過程和節奏，以時間換取空間，避免債務違約風險扎堆而至。

　　在目前企業債務高企壓力下，通過債轉股舉措，可以先把部分債務風險以“股權”等形式沉澱下來，暫時斬斷債務緊縮的複利式指數增長傳導鏈，然後再以債券違約的形式釋放部分債務風險，即藏著一部分、釋放一部分、擱置一部分債務風險，避免債務風險的扎堆暴露。

　　但就目前情況看，決策層與市場對“市場化”的認識存在分歧，決策層的“市場化債轉股”，最突出的特徵就是不搞拉郎配，讓銀行與企業一對一地談；而市場的理解是，只有先實現市場真正的出清，企業債務的風險定價才能博弈出一個真正的均衡價格，才能合理有效地計算出債務的轉股價等。

　　當前債轉股的國內外環境相比1998年是利弊參半。有利的方面，目前國內的金融市場相比1998年那個時候進步了不少。不利的方面，除了産能過剩壓力之外，目前在WTO的紅利得到極大消耗下，國內在對外開放上雖屢有動作，但並未真正釋放實質性利好，而這一階段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始探索TPP、TTIP等新興自貿協議，使中國的外部市場存在較大的不利因素，而內部市場卻又困于國內需求不足。

　　其實，不論是央企還是地方國企，經營出現問題，導致債務違約風險，是帶有反覆特徵的，粗略算大致10年左右重復一次，且存在一次比一次重的跡象。這種呈規律性的事件，歸根結底還在於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及國企獨特的公司制度和管理模式。

　　債轉股的嘗試，是在以時間換取改革的空間。未來，要真正解決債券違約風險，還是需要科學合理地厘定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推動國企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和市場化改革，否則，債轉股的紙，不一定能一直裹住債務風險的火。

　　正所謂不破不立。既然部分央企的違約已打破了國企的金剛不敗之身，那麼決策層可以考慮通過完善失業保險制度、加快推進社會公共服務保障包建設，及果敢徹底地推動國企的市場化改革等，坦然面對違約，尊重市場利用看不見的手，推進企業的並購重組，清産核算，讓缺乏競爭力的企業和僵屍企業退出市場舞臺，用簡政放權的改革刺激市場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