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馬志剛

　　觀察經濟現象的方法、理論偏好，往往會對觀察結果産生影響。近期，兩家國際評級機構下調了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引起廣泛關注。如何從理論的層面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如何看待當前改革中遭遇的來自增長和穩定方面的挑戰？改革和增長、穩定是不是真的存在不能同時實現的所謂“不可能三角”？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往往産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我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降低了金融風險，完全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記者：有國際評級機構將我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調整為“負面”，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中國經濟面臨的困難。如何從方法論的角度認識這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

　　蔡昉：中國在改革開放長達33年的時間裏，實現了年均9.9%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於這種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産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産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週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于週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一些主流經濟學家習慣於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致的週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於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表現出過分悲觀的情緒。

　　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於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了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面臨的不是週期現象。我們可以從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間的增長缺口看這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國潛在增長率高達10%左右，如果有人認為中國經濟沒有發生任何階段性變化，潛在增長率仍然保持那個水準，目前實際增長率只有7%左右，則意味著尚未達到潛在增長能力，存在增長缺口。如果我們承認隨著發展階段變化，中國的潛在增長率下降了，則會看到目前的增長率仍然符合潛在增長率。

　　雖然增長速度下降了，但是，沒有增長缺口就意味著不是週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表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每人平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準上的中國，與自身之前處在較低收入水準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是正常的。

　　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於低收入水準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至2010年期間處於中等偏下收入水準階段時，以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準階段（每人平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上各國的平均水準。

　　因此，我們不應該從週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才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家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説出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這個一般性結論是不錯的。但是，由於他們的研究中缺少對中國獨特因素的分析，因此做出中國經濟增長率很快將降低到3%左右的預測，顯然是比實際情景要“悲觀”得多的預言，無意中助長了唱衰中國的論調和做空中國的打算。

　　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於改革開放消除了阻礙資源有效配置的體制性障礙，人口紅利得以釋放出來。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我們對潛在增長率的預測並不支援上述預測，而是認為中國經濟仍然具有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並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穫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記者：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更多是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是不是應該多從結構變化的層面觀察中國經濟？

　　蔡昉：是這樣的。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增長的速度而在於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合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向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從結構變化來看，中國經濟前景非常美好。

　　一個證據是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産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産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産業産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證據之二是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産業方向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別出一些行業以代表新經濟，並構造了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採購經理指數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等機構學者用“經濟複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出口多樣性和複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三是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於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向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達2.67：1的峰值後，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系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相反，如果過分強調需求側因素，應對政策就可能更多地青睞採取刺激手段。誠然，在新常態下，傳統增長源泉以一種急速的方式弱化，而新增長動力並不會自然而然産生，需要一定的時間培養。為了避免過急過陡的增速下滑，避免經濟波動和社會衝擊，宏觀經濟政策保持適度寬鬆，以維持經濟減速的平滑性是需要的。然而，一旦實行超過“補短板”限度的強刺激，試圖使實際增長率長期處在潛在增長率之上，則會加劇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和不可持續問題，還會積累債務風險和金融風險。

　　記者：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泰勒表示，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捨，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真的存在這樣一個“不可能三角”嗎？我國正在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會對改革增長穩定産生什麼樣的影響？

　　蔡昉：穆迪分析人員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因循了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即把中國經濟減速看成週期性現象，把宏觀經濟刺激看成保增長的不二手段，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面臨問題的本質。

　　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出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向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於提高生産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改革，即屬於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後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表明，非農産業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

　　能夠增加勞動力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産率，從而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改革，包括以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戶籍制度改革、著眼于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從體制上拆除不利於競爭的進入和退出障礙等等。由於這類改革著眼于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降低了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穆迪臆想出來的這個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