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

　　現代經濟學建立在“人是逐利的”這樣一種假設上，反觀我們的樓市政策，更像在“人的道德是完美的”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上所做出的，很明顯，由於這樣的調控思路過於直接簡單，其遭遇各種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樓市新政出臺未久，近日的上海天津等地出現了“假離婚”高潮。據中國之聲《央廣新聞》報道，上海部分區縣的民政部門辦理離婚手續需要每日限號，天津某地辦離婚手續的夫妻多了30%以上。而夫妻通過假離婚，可以達到繞開限購、避稅、享受首套房首付政策等實惠。

　　以上海市的最嚴樓市新政為例，該政策規定單身的上海戶籍人士可購買一套住房，非上海戶籍購房者需連續繳納個人所得稅或社保五年或以上，而不是此前的兩年以上。這種看似照顧剛需的政策，給了不合規定者通過假離婚、假結婚套利的機會。

　　調控政策的錯位，是“假離婚”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對於北上廣這種具有強大人口吸納力的城市，由於土地資源的稀缺性，住房具有的投資屬性是不容回避的，政策對此採取堵先於疏的態度，導致了投資者不惜假離婚也要購房。不過，正視房價的投資屬性，並不意味著高房價不可以調控，調控房價的正確思路，應該是犧牲一定的政府利益，在調控地價上下工夫，而不是頭痛醫腳、隔靴搔癢。

　　樓市調控帶來的假離婚現象並不是第一次出現，相信也一定不會是最後一次。這種明顯留有後門的調控政策，不僅直接將一些剛需購房者拒之門外，而且由於大量不合規的購房者可以輕鬆繞開政策門檻，甚至會導致房價的加速上漲，令剛需人群只能望房興嘆。

　　當然，信用文化的缺失，也是“假離婚”盛行的一個原因。我們沒法否認，“假離婚”這種現象如此盛行，也反映了一種讓人憂慮的社會道德風氣，這種風氣的出現，與我國信用文化、信用體系的缺失有關。

　　現代社會是信用社會，而信用社會的出現有賴於信用制度的建設，這種制度的存在，使得違背道德和法律的行為能夠被記錄，並直接付出代價和成本，因而能夠直接約束人的行為，進而能夠讓信用觀念深入人心，在社會中逐漸建立起一種信用文化。對“假離婚”的判定並不容易，因此，這種現象的消失尤其有賴於信用文化帶來的個體自覺。

　　應該説，在政策制定的層面，無論是否有主觀目的，好的政策不應存在變異為鼓勵醜行的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假離婚”所反映的信用文化缺失，一定程度上也應由不合理的樓市政策引發。目前包括樓市在內的部分調控政策，往往過於重視經濟效果，而忽略了政策可能帶來的社會影響。現代經濟學建立在“人是逐利的”這樣一種假設上，反觀我們的樓市政策，更像在“人的道德是完美的”這樣一種假設的基礎上所做出的，很明顯，由於這樣的調控思路過於直接簡單，其遭遇各種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指出，對個人的“合乎自己行動規則”的經濟活動，政府應減少干涉，充分尊重人的自由。抑制房價只是樓市調控最表面化的目的，滿足剛需、造福社會和民生才是根本目的，因此，合理的調控政策應該在盡可能減少干預的基礎上，以社會效益的最大化為目的，將社會的真正需要而不是表面化的經濟指標納入考量，才不會制定出錯位的政策，也只有這樣，才不會使“假離婚”之類的現象一再上演。

　　□楊國英（經觀智庫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