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美國是個只要努力奮鬥，就能出人頭地的地方。確實，清教徒工作倫理，世界各地人才的匯聚……種種內外因素曾經造就“美國夢”大熔爐。但憧憬是美好的，現實卻仍舊骨感。今年伊始，儘管美國10個州都調高最低工資標準至每小時10美元左右，可對於那些掙紮在貧困線邊緣的低收入者來説，一間狹小公寓都遙不可及，昔日經濟大蕭條時的“帳篷城”甚至開始在美國重現。

　　走在發達國家前列的美國，近幾十年來雖然社會財富不斷增加，但是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最富有的0.1%家庭幾乎與90%的家庭擁有等量的社會財富。財富分化的鴻溝無法彌補，背後折射出不同階層之間流動性的固化。最低收入者通過勤奮改變自身命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在《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對此憂心忡忡。他指出，發達國家中最底層的20%民眾躋身最上層的20%精英的概率，美國以8%排名末位。同時，受教育程度是影響美國人收入的重要因素，但是美國較好的中學中，接近2/3的學生是來自社會上層。大學教育也是如此，頂級的私立世界名校，雖然向所有人敞開大門，但高昂的學費，以及推薦人和親友人脈的考察，讓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下一代難以問津。

　　正如近年熱銷的《我在底層的生活》一書所描述的那樣，當作者化身一無所有的底層民眾，體驗他們在餐館打工、租住在流動汽車旅館的實際生活後，發現由於每天忙於解決溫飽，勞累和拮據幾乎阻止了他們進行改善工作和生活的教育、充電和投資。這種“結構性貧困”，成為美國社會底層的民眾無法實現“美國夢”的癥結所在。

　　不僅如此，去年底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還顯示，中産階層佔美國成年人口比例已經跌破50%這一標誌性水準線，這一現象在40多年裏尚屬首次。中産階層一直是美國繁榮的象徵，“次貸危機”後這個群體受到嚴重削弱，現在仍未恢復到在21世紀前10年的中間收入水準。研究同時指出，20%的成年美國人如今生活在貧困線附近或以下。

　　社會階層的固化，貧富差距的拉大，需要全社會為之付出代價。1976年，美國上層1％的精英，掌握所有財富的9%；現在，他們的財富已經超過40%。1%的少數和99%的大多數的對立，已經産生社會危機。由於“天生”的不平等，個人奮鬥改變命運希望渺茫，社會的大多數無法從經濟增長中獲得應得的紅利。美國價值觀的核心理念因此不斷受到質疑，所謂“公正”與“平等”，已經化為在社會發展中被邊緣化人群的失落、無助和焦慮。人們不再熱心於工作，勤奮並不能改變命運。當人們都認為誠實勞動沒有意義時，不可避免會帶來社會道德的崩塌。街頭政治的蓬勃發展，也道出了美國一直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的認可度在不斷下降。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擔憂的，不平等將不可避免具有政治影響，所有的“變革”都是一種口號而已。或許，當下美國政治的戲劇性也具有這種社會緣由。

　　解決貧窮和社會固化問題，藥雖多，但藥效各異。一輪又一輪競選中拋出的口號，能否讓“美國夢”重燃？現實一直在等待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