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前已成為繼“新常態”之後體現本屆領導層執政思路的又一核心概念。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更明確了供給側改革的五大任務：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2016年成為供給側改革元年。與此同時，供給側改革也對宏觀調控形成三重挑戰：一是去産能、去杠桿以及淘汰僵屍企業，意味著可能會增大經濟下行壓力；二是增加股票發行是“去杠桿”的最重要途徑，但由於股市仍未真正走出2015年股災陰影，市場心態極為脆弱；三是在全球憂慮中國經濟“硬著陸”的當下，供給側改革亦可能加大人民幣貶值預期。

　　儘管如此，供給側改革勢在必行，中國經濟必須經歷“三期疊加”中的“結構調整陣痛期”，才有可能迎來健康的復蘇。那麼如何合理運用宏觀調控政策來“對衝”供給側改革的風險，就成為必須認真思考的重大課題。

　　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之一：寬鬆貨幣政策。今年2月26日，央行首次在貨幣政策定位上改口，由“穩健”微調為“穩健略偏寬鬆”。但從實際情況來看，中國貨幣政策已經是“超級寬鬆”。在M2/GDP已達206%的今天，一味靠貨幣刺激是相當危險的，近期飆升的房價即為警訊。正如證監會副主席方星海所言：“中國最大的風險並不是經濟逐步放緩，而是一旦把經濟刺激到不現實的增速，它會突然崩潰，著火墜落。”

　　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之二：擴張性財政政策。中國財政政策仍有較大空間，但是繼續增加政府支出，還是大力推行減稅？增加財政支出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其問題是：受制于投資産出比率的攀升，投資刺激的邊際效應遞減；政府支出重點投向基礎設施，只能對鋼鐵、水泥等少數行業産生一定拉動作用，而不能真正緩解實體經濟壓力；從中國債務結構看，企業負債最為沉重，因此“去杠桿”的方向應該是增加政府和居民負債，減少企業負債，而擴大政府投資很難起到這樣的效果。

　　相比之下，減稅則被認為是供給經濟學的核心內容。其效果是：可以降低企業和個人負擔，進而提升企業利潤和投資能力、個人消費能力，從而讓微觀經濟主體獲得更大激勵和活力；可以彰顯改革誠意，激發市場信心；可以形成樂觀的改革預期，對股市起到提振效果。

　　宏觀調控的選擇之三：穩定樓市。根據渣打銀行的研究，2010年住房及相關行業為中國GDP增速貢獻了3個百分點，2015年只有1.1個百分點。同一時期，經濟增速從10.6%放緩至6.9%。據此推算，經濟增速有一半降幅是由住房市場的萎靡造成的。因此，刺激樓市的確可以起到穩經濟的效果。但此政策亦存在負作用，在“刺激樓市”的政策預期下，一線城市樓市價格飆升，勢必壓制消費能力，與經濟再平衡（降低投資率、增加消費率）的方向相悖。

　　宏觀調控的政策選擇之四：人民幣貶值。鋻於2008年危機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已升值29%，人民幣貶值具有刺激出口、提振經濟的效果。不過從當前情勢看，國際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存在一定負面印象，人民幣貶值有可能引發資本外逃。因此，貶值需要等待合適的時間窗口，輔之以有效的“貶值後預期管理”，以免形成金融衝擊。

　　2016年是供給側改革之年，也是風險和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加的一年，以宏觀調控對衝風險是必要的。從選擇項來看，減稅既是負作用最小的宏觀調控政策，亦是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