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國總統初選競爭正酣之際，筆者近日受邀赴美調研，先後走訪了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馬利蘭州等5州9市，與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10多家智庫進行溝通，並與美國國務院亞太局官員和南卡羅來納州的兩位市長交流，親歷了共和黨總統競選人傑布·布希、盧比奧的拉票現場。這是筆者第三次調研美國大選，相比以往，這一次感受到的美國精英層對華的糾結感是空前的。大量美國智庫精英開始反思美國的體制“劣勢”，對美國推選不出好的下屆領導人以及中國崛起的不可遏制之勢顯得相當焦慮。

　　關於中美之爭 “中國超越”非常刺激美國精英

　　“中國經濟總量將超越美國。” 在2016年的美國，對這個預判斷沒有太大爭議，或者説幾乎沒有人否定這種趨勢。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副總裁包道格説，“中國GDP超過美國，那是必然的”。交流中，其他智庫學者也有的説，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在總量上超過相當正常的。然而，美國精英們並不願意接受“中國是第一”的説法，更對“中國崛起産生撼動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可能性”極為敏感。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前政要提醒筆者：“‘國際領導權’‘中國第一’等説法就像刺激美國人神經的‘劍’，為減少刺激美國輿論，營造更為友好的國際環境，中國媒體應少用‘第一’之類詞彙去博取眼球!”他還説，“不要以為中國愛面子，美國人也很注重面子”。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項目主任戴維·蘭普頓教授看來，美國現在正在考慮的是，該如何應對一個經濟總量超越它的中國。他表示：“我想，美國應學會調整、適應這樣的情況，尤其是在網際網路時代等如何與中國進行合作”。

　　談起一年前喬治·華盛頓大學著名“中國通”沈大偉教授曾説過的“中國崩潰論”，整個華盛頓智庫幾乎將類似言論視為“玩笑”。包道格説，“美國民眾並不認為中國是個威脅，也並不認為‘中國崩潰’比‘中國成功’更有價值，‘中國崩潰論’並沒有那麼多人感興趣。”他認為，美國真正要考慮的是如何適應中國在全球範圍內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美中應找到一個合適的方式去解決由於中國經濟和軍事崛起帶來的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摩擦。而就此沈大偉本人也對筆者澄清説，“那完全是《華爾街日報》標題的誤導”。沈大偉透露，目前美國學者急切想知道中國到底怎麼樣，這種焦慮感遠比過去強烈。

　　談到美國對中國崛起産生的焦慮，包道格認為，許多政客的言論加劇了相關社會焦慮感，他們會通過智庫、媒體等製造諸如“中國威脅論”等言論，以便實現自己的政治訴求，比如借此增加軍費預算、強化本機構的政治團結與政策協調性、引起媒體的關注，等等。對此，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所長戴博説，市場決定著美國精英對中國崛起的整體看法。只要有國內政治需求所在，美國對華輿論的方向就只能以美國為基軸，而不會顧及中國的感受。

　　關於對華戰略 糾結應對“不確定的美中關係”

　　從中國經濟到“一帶一路”，或是中國目前的政治發展，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不同看法正在呈現出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的膠著態度。用克林頓執政時期美國特別國家安全顧問何漢理的話説，目前美國正在進行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對華政策大辯論，即“到底該拿中國怎麼辦”。

　　根據何漢理的分類，這大體分為三派：一是保持現狀;二是達成交易，主張美國在南海、台灣、阿富汗等議題上與中國達成某種互換協議，以便使美國得到更大的利益;三是強硬對待，這尤其以軍方為代表，希望聯合美國的盟友，加大軍費預算，迫使中國更多地遵從美國的意圖。而何漢理的結論則是，中國應該對美國進行更多的“戰略再保證”。

　　在美國大選過程中，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裏，都希望一旦當選，應對中國更強硬一些。這些都折射出三派不同的利益訴求，也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了美國政客的搖擺與左右迎合。比如，特朗普一會兒説“要以中國為敵”，一會兒又説“要善於與中國做生意”;希拉裏一邊把中國視為強勁對手，一邊又反對以遏制中國貿易發展為目標的TPP方案。

　　沒有人會相信，中國與美國未來會有一場巨大衝突，因為那是人類難以承受之重。但是，中國這樣的大國，美國人的確沒有遇到過。希拉裏在回憶錄《艱難抉擇》中專門用兩章來講述美中關係，認為“美中關係正在駛進未知水域”，美中兩個大國的關係的確超越所有國際關係教科書裏的想像。可能所有美國精英希望能有一個確定的美中關係未來，中國人又何嘗不是呢？

　　在美國期間，一位退役將軍告訴筆者，中國是在向正確的方向推進，而美國卻走在錯誤的道路上。中國與很多國家在商討如何進一步放開市場，包括宏觀層面和微觀層面，以促進中國經濟從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這些都是一個國家的自信表現。相比之下，美國卻在關閉大門，甚至連一位合格的領導人都選不出來。時間正在錯過，美國變得無法像過去那樣強大。

　　關於中國經濟 很想知道中國在發生什麼

　　“中國經濟到底怎麼樣？”在美國期間，筆者每到訪一家智庫，都有學者問這樣的話題。解讀中國經濟高官的講話，成為當下美國智庫的重要任務。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費和中國研究項目副主任甘思德拿出被他標劃過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接受中國媒體的專訪，問筆者其中幾段如何解讀。甘思德説，這是周行長五個月來第一次講話，必須中文、英文對照著讀。沒想到，兩天后，甘思德就公開發表了一篇解讀周小川訪談的文章。

　　無論怎麼解讀，對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發展現狀的分析，在美國已呈現嚴重分歧。一是樂觀派，主要以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尼古拉斯·拉迪、華爾街的史蒂芬·羅奇等為代表，他們認為中國的經濟結構正在調整，消費正在增長，目前失業率不高，國民收入在逐漸提高。然而，這一派人數在美國並不多，一些先前的樂觀派正在轉向。二是悲觀派，以華爾街楊思安、美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等為代表。他們認為，中國地方債務問題非常嚴重，債務增長速度之快令人擔憂。他們中有人甚至認為，中國的金融危機將無法避免。中國債務危機引發的另一個問題，就是人民幣的貶值壓力。三是批判派，重點關注中國經濟政策的內容以及中國政府的話語表達和應對能力。甘思德認為，雖然中國短期內經濟增長仍保持較快的速度，從目前中國政府的種種政策來看，如何與市場溝通是未來中國政策應對的巨大挑戰，未來中國的經濟預期並不樂觀，即使不出現金融危機，也會出現類似日本“停滯的20年”。筆者回應説，正常的社會溝通中國政府一直在做，但目前一些輿論的干擾使得溝通成本大大增加，關鍵還在於是否形成改革的全力與長期的耐心，“國際輿論應對中國未來有信心”。

　　對於筆者的回應，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所長戴博認為，當下在很多話題上，中國不是沒有話語權，事實上，美國許多人都在非常認真地聽中國説什麼，只是有時不一定都聽得懂。甘思德也認為，目前西方人還不太適應和理解中國人的表達方式，國際市場需要更多地與中國溝通。

　　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中國項目主任戴維·蘭普頓的辦公室，筆者看到他桌上有本英文版《求是》雜誌。他笑著説：“最近我開始讀《求是》，我們很想知道，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麼。”一位美國官員告訴筆者，當下中國經濟正處於一個十分微妙的階段，既讓人興奮，又讓人不安。所有一切的結果，都在於當下中國政府對於經濟改革時機的把握。他説，2015年夏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調整，引起了國際市場的強烈反應，美國政府對中國突如其來的政策很不適應。在一場不公開的活動中，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此解釋道：美國是一個沒有戰略思維傳統的國家，沒有足夠多的經驗去應對不同類型的大國，但中國歷史卻是從來就有戰略思維，在應對周邊各類大國的進程中成長。

　　關於“一帶一路” 觀望是因未找到美國定位

　　筆者一次與美國政府官員座談，原本只約了一位美國外交官，沒想到會議室裏早有8位美國“處級”官員等候。他們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感興趣，接連問：倡議到底是想做什麼？與中國過去的“走出去”政策有什麼區別？為什麼要去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甚至受恐怖主義影響的中東國家投資？承接“一帶一路”簽約項目的企業能盈利嗎？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克林·布萊德福特透露，許多美國學者關注“一帶一路”，如果有人願意與他合作，他可以主持“一帶一路”項目的網際網路平臺目標，收集“一帶一路”項目的數據。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正在完成一項關於“一帶一路”的評估項目，基本結論是美國應學習中國，密切政府與企業關係，發揮國家優勢，加強對“一帶一路”的追蹤和接觸。

　　相比于政界、學界的普遍觀望態度，美國商界則有興趣得多。美國全球策略資訊華盛頓辦公室主任威廉·瓊斯介紹，近期美中商會紐約分會等商界組織在積極探討以某種形式去推動美國商界對“一帶一路”的商業興趣。整體看，美國並沒有意識到“一帶一路”有可能給美國帶來的益處，雖然美國輿論與智庫圈對美國未能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持嚴厲的批評態度。淡化、默然的態度，是對“一帶一路”有可能對美國帶來正面效益的一種保留。美國目前還不知道，就當下的“一帶一路”與過往中國企業走出去有什麼不一樣。“一帶一路”目前的重心區域是歐亞大陸，美國還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海軍學院一位教授在筆者到訪前提醒，會有幾位學生一起聊聊。沒想到，筆者一到學校就被10多位青年官兵迎進教室，非正式聊天變成正式講座。在這所與西點軍校齊名的美國軍官大學裏，大家對中國的興趣超乎筆者的想像，從城市發展到“二孩”政策，從朝鮮問題到中國股市，當筆者提醒這些年輕士官“美國很偉大，但中國、印度、伊朗、俄羅斯、古巴等等同樣也是偉大的國家，應更多地尊重每一個國家”時，他們並不反感，有的還還以掌聲。(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本文部分內容來源作者新著《美國的焦慮：一位智庫學者對美國的調研手記》。隨同調研美國的崔悅、楊福鼎對此文有貢獻。) （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