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6日，魯文·達裏奧逝世百年，尼加拉瓜國民議會在詩人落葬的教堂為他加冕“民族英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許多國家也用學術會議和紀念儀式向這位尼加拉瓜詩人致敬。他的生命雖然只延續了49年，卻為20世紀以來的西班牙語文學畫下濃烈的第一筆，他的詩歌和短篇故事影響了烏納穆諾、馬查多、聶魯達、米斯特拉爾、帕斯等一代又一代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偉大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對他十分仰慕，曾在1990年的採訪中説：“我讀過非常多他的作品，我用了一整本書寫下對他的理解。”

　　作為拉丁美洲現代主義文學之父，魯文·達裏奧不僅是一位詩人，更是一個時代精神的縮影，時至今日，他作品中飽含的許多對美、自由和人類景況的哲學憂思依然具有意義。正如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所言：“達裏奧革新了一切。他的工作沒有停止，也不會停止。今天我們仍在繼續。”

　　1888年，西班牙的海上帝國日漸沒落，文學創作顯出垂垂老矣的疲態，站在現代主義的門檻上遲疑不前，大洋彼岸的西班牙語美洲卻以一抹鮮亮的藍色突然出現。

　　21歲的達裏奧出版第一本書《藍……》，書中大膽的象徵、藝術的表達、全新的語言和韻律無不震撼西班牙本土文壇，引發西班牙著名現實主義作家胡安·巴雷拉的感嘆：“伊比利亞半島上我不認識任何人有這樣世界性的眼光，就算長居法國，法語完美，他們也都不曾這樣理解和融會法國精神。”一個尼加拉瓜人，卻比同時代的任何西班牙作家都更加“巴黎”，更與眾不同、更引領潮流。

　　法國高蹈派成為達裏奧用之不竭的礦藏，他從中窺探到革新西班牙語創作語匯和結構的靈光，將法語語言的優點運用於西班牙語，注重內在旋律的表達和形容詞的創新。他仿佛是書中《藍鳥》一篇的主人公，頭腦裏住著一隻藍鳥，渴望通過寫作打開籠門自由飛翔，年輕的感官和精神在跳動的宇宙之謎面前甦醒；他躍躍欲試，想創造新的語言，聽見新的聲音。這種蓬勃力量在雨果的作品中找到共鳴，雖然寫作這部作品的時候他還沒讀過雨果那句著名的“藝術是藍色的”，卻選擇了這種代表夢境、藝術和海洋的顏色為書取名。

　　多年以後他重新翻起《藍……》的書頁，坦言如讀舊情書，“這部作品裏有我最初的幻想，浸透對藝術的愛，對愛的愛。它是第一本書，此後所有作品的源頭”。

　　最初的藍色源自法國文學，達裏奧卻沒有一味延續這樣的潮流，當許多年輕朋友要求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複製文學先鋒們在巴黎做的事，他卻提出西班牙語美洲大陸的獨特性，認為在文學創作中，精神最底層的基礎依舊是與傳統、與歷史的連接。他不願讓年輕人盲目模倣和追隨他或者任何人的足跡，而是鼓勵在思考中提高智識，不拘泥于任何一種文學傳統和流派，尋找自身語言文學發展需要的養料，選擇所有可以幫助這種語言在原生狀態的基礎上變得更美的東西。

　　達裏奧認為，每個詞語都有靈魂，每行詩句除了詞語的和聲還應該有一種理想的旋律，而這種旋律通常只源自思想。當思想與感情共通，旋律自成。他擁有完全打破時空界限的眼光，創造力的來源可以是任何文化、國度、語言。長詩《神遊》裏，達裏奧的繆斯從奧林匹斯山上空飄過，聽過女祭司的表演岩石之神的歌唱，“既然你愛笑，就笑吧”；也許希臘式的愛戀不比法蘭西的魅惑，“愛情和智慧籠罩著巴黎”，那麼《十日談》裏佛羅倫薩的愛情和曼陀鈴的聲響是否令人傾倒；最後，他還可以讓法國詩人戈蒂耶拜倒在中國公主面前，鏗鏘地要求“請用中文表示對我的愛戀，/用李太白的響亮的語言。/我將像那些闡述命運的詩仙/吟詩作賦在你的唇邊”，用東方玫瑰研磨成紅色。這是1901年出版的《世俗的聖歌》帶來的紅——落在足前的“一朵玫瑰，另一朵玫瑰，又一朵玫瑰……”的顏色，它們奇異的香氣“不僅來自巴黎，也來自世界各地的所有花園”。

　　達裏奧曾將《藍……》比作他人生春天的開始，用《世俗的聖歌》宣告一個完整的春天過去，而秋天屬於《生命與希望之歌》，他希望讀者從中讀到秋天的沉思。當大自然用凋零的樹葉、寡言的天空、憂鬱的晦暗訴説它無字的哲學，光線溫和，點亮記憶中最親切的秘密，一片金黃的季節裏，詩人帶來綠色的希望。他的語言仍然鮮活，仍然在生長，長出新的詞語、新的審美。

　　寫作這本詩集的時候，達裏奧除了繼續開拓其他語言詩歌傳統的領地，更在西班牙古歌謠的碎片中發現深厚的表達財富。他將現代主義精魂灌注在傳統西班牙語詩歌的古老模具中，用魏爾蘭的象徵意象讓亞歷山大詩體靈動起來，貢戈拉和塞萬提斯都來歌唱一個全新的世紀裏美洲的西班牙人和西班牙的美洲人。《致羅斯福》一詩中，面對“有著撒克遜人的眼睛和野蠻人的靈魂的先生們”，他傲然宣告“……但是我們的美洲，從古老的/奈查瓦爾科約特爾時代起/就有詩人，她曾經掌握令人讚嘆的文字……/請你們注意！/那在風暴中顫抖、以愛情為生命的美洲還在呼吸！”這位詩人從創作生涯伊始就以世界視角著稱，他所憧憬的希望卻始終紮根于美洲大陸和西班牙語。

　　1916年2月6日晚，達裏奧在尼加拉瓜病逝。在他並不漫長的一生中，達裏奧始終不曾屈從於只活在自己所生活的時代，他的視野遠超當時那個世界的邊界。

　　在19、20世紀之交的社會震蕩和一片頹唐中，他推崇的現代主義精神本質恰在於對抗這種沉淪，如果現實世界裏沒有美，至少它應當存在於藝術當中，這位“天鵝詩人”畢生追求的正是永恒之鳥潔白的羽翅下全新的、大寫的詩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