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民營企業而言，混合所有制並非是一個新的概念。但在當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下，如何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尤其民營企業應當如何參與到新一輪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當中去，是不少企業家政協委員頗為關心的話題。

　　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五位來自工商聯界別的企業家委員在接受中華工商時報記者採訪時，就民營企業在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實踐過程中遇到的一些問題和困難，以及一些經驗和體會進行了懇談。他們還就如何發展更好地混合所有制經濟，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看法和建議。

　　混合所有制推進力度仍要加大

　　政府報告中提到了這樣一個內容，“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鼓勵民營企業擴大投資、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這一表述，讓不少參與過或正在參與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民營企業家委員看到了更加廣闊的市場前景。

　　“在新形勢下，真正要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真正把‘十三五’規劃當中提到的産業發展好，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我們都要引進好的龍頭、引進好的機制、利用好的平臺，這些就一定離不開混合所有制。”在全國政協委員、科瑞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鄭躍文看來，依靠國有發展民營，依靠民營提升國有，對助推我國經濟發展將會發揮更大的促進作用。

　　全國政協委員、新華聯集團董事局主席傅軍也表示，“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經濟改革的重點，中國相當部分資産都在國有企業，因此要拉動經濟增長，必須要盤活國有企業的大量存量資産。”

　　在傅軍看來，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是存在一部分僵屍企業，這些企業只能依靠政府補貼、銀行貸款生存，從經濟角度看，維持一個本應倒閉的企業並不划算。“應該把這些企業拉出來進行整改，關停或並轉。不好的資産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把一些好的資産剝離出來，交給民營企業去經營，讓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相互整合資源，優勢互補。”

　　“怎麼能把國有企業閒置的存量資産盤活，發揮它真正的效率，這是一個值得去思考的問題，我認為，國有企業改革勢在必行，但目前混合所有制的推進太慢了，應該繼續加大力度。”在傅軍看來，“混合所有制不只是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而是國有企業也可以大膽地參股民營企業。”

　　採訪中，企業家委員們一致認為，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具有較為豐富的資源，有較好的裝備、技術、人才、渠道和品牌基礎。但是也具有一定的劣勢，如管理體制僵化、所有者缺位、效率不高、面對市場的競爭力弱等。而民營企業有靈活的機制，對市場的反應也更加靈敏，員工激勵機制到位等優勢。因此，發展混合所有制企業有利於發揮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相對優勢、優勢互補，有利於建立科學規範高效的企業治理結構，有利於實現互利共贏。

　　鄭躍文説，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這兩種優勢的互補性非常強，如果經過“混合”之後，按照規範的市場制度，以及現代化企業管理制度去做的話，選擇好方向，這種混合所有制性質的企業發展潛力會非常大。

　　實際上，近年來，國家層面一直是鼓勵發展混合所有制的。“在上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改革主要解決的是臃員、包袱、歷史積累的問題，這一次國企改革是真的要解決他們的效率問題、機制問題。”全國政協委員、新奧集團董事局主席王玉鎖告訴記者説，“這次不是簡單的賣賣股權、賣賣資産，而是需要深層次的、大力度的做一些事情，是要讓民營企業參與到國有企業的改革當中來。”

　　相關法律亟需落地

　　採訪中，記者從幾位企業家委員的談話中普遍感受到，對於參與混合所有制企業改革，民營企業期待很多，但顧慮也十分普遍。鄭躍文坦言，“發展混合製經濟，國家部署了一年多，但是實效並不明顯，很多民營企業都持觀望態度，真正去做的不多。”

　　顯然，這一重要改革真正操作起來，並非易事。究其原因，鄭躍文認為，一方面，國有企業的體量相對比較大，在改革的過程中，有條件能夠參與到國企改革當中的民營企業非常少；另一方面，混合所有制相關政策制度沒有明確。

　　“民營企業在參與混合所有制過程中，還有些問題存在法律邊界不清，政策不完善的情況。”鄭躍文説，“混合所有制的核心就是制度，政府必須要有明確的説法，法律要有明確的規定，這些都明確和清晰以後，在統一的模式、制度下來發展企業，混合所有制才可以很好地進行。”

　　的確，近年來，政府相繼出臺了一些引進民間資本的政策，但民間資本真正參與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也確實遇到了不少“坎”，而相關政策“不給力”是企業家委員們的最大感受。

　　王玉鎖表示，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遲遲沒有推進，最根本原因還是細則沒有落地。“國有企業也在觀望，政府是什麼意見，前段時間出了一個國有企業改革的細則，大家都在盼望著希望能儘快落實落地，真的要‘一分部署，九分落實’”。

　　全國政協委員、宗申産業集團董事長左宗申也告訴記者，國有企業改革雖然説了很長時間，但真正推進起來很緩慢，主要原因還是一些相關制度性法規和政策已經過時，並不適應當前，“比如上世紀90年代第一輪國有企業改革形成的政策，因為新的政策沒有出臺，如今還在沿用老政策在執行，這顯然已經不適用。”

　　“實際上，不具有實際操作性的實施細則很多，重慶前年推出了幾個項目，其中宗申集團參與了兩個項目，但是談了一年多，遇到許多問題沒有辦法解決，一直未能落地。”左宗申説，在和國有企業合資過程中，還會遇到了一些問題，比如國有企業改革要經過審計和第三方評估，其中會涉及到一些以前固有資産的核銷問題。“誰也不敢核銷，核銷有可能會觸碰國有資産流失，不核銷，也實在不符現在的交易原則，這些都是阻礙國有企業改革的實際問題。”

　　另外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在實際執行層面也還會遇到一些難題。左宗申舉例説，比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對一些垃圾資産的處理，如果處理不當，容易被扣上國有資産流失的帽子，這是誰也不敢承擔的責任。“我認為，這方面，應該有一些明確規定，在國有企業改革中，要對一些垃圾資産進行清理，進行剝離，如果不清理，還一定認定是要保值增值的，這不僅會打擊民營資本參與的積極性，也阻礙改革的進一步推動。”

　　左宗申認為，鼓勵民營企業更好地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就亟待要出臺一些相關具有操作性的細則。“另外，在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當中，遇到的新問題不管是政策還是法律，應該也有明確説法，這樣才能真正推動混合所有制改革。”

　　“混改”怎麼混要明確

　　“我國經濟下行加大”、“相關政策缺乏細則”“法律界限不明確”等等，這些客觀問題的存在，是許多民營企業仍然在等待觀望的主要原因，同時也是國有企業缺乏參與混合所有制熱情的癥結所在。

　　在這一背景下，民營企業如何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是以何種方式開展混合所有制合作？對此，傅軍認為，混合所有制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真正一套現代企業管理機制。“説到底，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是體制和機制不靈活，國企改革就是要讓僵化的體制和機制變得充滿生命力。因此，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過程中，要在機制和體制上突破上多下功夫。”

　　“如果還是按照國有企業過去那套經營老辦法，就算改制完成，企業的未來也是沒有希望的。”傅軍説，如果國有企業只讓民營企業參股，不讓民營企業做大股東或者是不讓民營企業參與管理，那改革的意義不大。

　　這與王玉鎖的觀點一致。“如果民營企業進去只是作為投資者，而不能給這個企業帶來新的氣象，導入新的機制，那我認為是沒有足夠意義的。混合所有制的治理結構應該遵循《公司法》的要求來安排。”王玉鎖説。

　　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如何破除原有國企機制和體制帶來的發展限制？全國政協委員、廣東聖豐集團董事長江南在談到自己的經驗時説，在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的操作中，他採用了高薪激勵、股權多樣化，不斷增加企業活力等方式作為突破口。“另外，我們還需要觀念上的更新、體制上的完善，最主要還是要創新、創新再創新，只有創新才能提升中國企業的附加值，打造中國品牌、世界品牌。”

　　除了在機制上和體制上身下功夫，傅軍認為，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一定要建立董事會，由董事會來做決策，而不是靠國有資産管理部門來做決策；另外，就是要建立職業經理人制度，聘請社會上的優秀經理人人才來管理企業。對此，王玉鎖也表達了相同觀點，“把市場化的機制滲入到國有企業的管理當中，用市場化的機制來招收人才、留住人才。”

　　此外，傅軍還建議，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首先要繼續解放思想，過去的觀念要有突破，老怕國有資産流失不行；其次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另外，還應該典型引路，用一些成功案例來引路，這樣可以加快國有企業改革，也能助推民營企業更多的參與其中，雙方相互整合資源和優勢，真正把國有企業巨大存量資産盤活。

　　不過，傅軍也提醒，民營企業參與國有企業改革也要謹慎。“首先民營企業要掂量自己的實力，有沒有足夠的資金和自身優勢去參與整合，比如技術優勢、渠道優勢、銷售優勢等；另外，如果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只讓民營企業參股，不讓民營企業做大股東或者是不讓民營企業參與管理，沒有話語權、參與權和決策權，那參與改革的意義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