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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下行呼喚全球央行合作

  • 發佈時間:2016-03-03 04:29:52  來源:浙江日報  作者:佚名  責任編輯:羅伯特

  本報杭州3月2日訊 (記者 袁華明 章卉) 全球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的分化日益明顯,所帶來的挑戰也越來越多。3月1日至2日在杭州舉行的中美央行高端對話中,金融專家指出全球央行之間需要加強政策協調。

  金融風險

  複雜程度提高

  資訊在不同市場間快速傳遞,高頻交易對資訊透明度的要求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國債、回購、期貨等不同市場之間的聯動性在顯著增強

  在全球流動性問題上,美國經濟及美元的因素是繞不開的主要話題。目前來看,美國經濟可能不如預期。紐聯儲主席、首席執行官威廉姆·杜德利表示他曾預期美國經濟增長2%,但他預測目前可能略微調低一些。

  美國經濟的下行壓力,對全球經濟的傳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危機以來,全球金融體系發生了深刻變化,對金融穩定帶來了新問題和新挑戰。

  “剛剛結束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也公開呼籲要關注這一問題,與危機前相比,金融市場交易技術發生了巨大變革,各國金融市場的波動明顯加大。”陳雨露表示,一方面資訊在不同市場間快速傳遞,高頻交易對資訊透明度的要求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國債、回購、期貨等不同市場之間的聯動性在顯著增強,金融風險的複雜程度日益提高。“為應對這些挑戰,可以嘗試增加市場透明度、提高數據的可靠性,並積極進行市場制度建設。”

  前不久在上海舉行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歐洲代表團的一名官員表示,面對疲軟的世界經濟增長形勢,各國可能會達成協定,在經濟形勢迅速惡化的情況下採取協同市場行動。各國已普遍認識到協同行動的必要性。目前各國已通過部際工作組準備好了相關方案,只要各國財長達成一致意見,就可以付諸實施。

  在歷史上,各國央行之間的貨幣政策的協調與合作,在不同時代、不同背景下,對相關國家的經濟金融的穩定和發展都曾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記者發現,在為期一天半的2016中美央行高端對話期間,在新的發展時期進一步加快各國央行間的政策協調已成為中外專家的共識。

  貨幣政策

  擾動經濟走勢

  發達國家經濟走勢和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正給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其中新興經濟體將遭遇新挑戰

  在本次中美央行高端對話中,中外專家普遍認為,主權貨幣衝突既可能損害全球經濟,也不利於國際貨幣發行國。在全球層面,在制定貨幣政策時,國際貨幣發行國可能過多重視國內經濟情況而忽視全球環境,因此既可能出於抑制本國通脹目的而導致全球流動性短缺,也可能出於刺激國內經濟目的而導致全球流動性氾濫。在本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出現分化時,主權貨幣衝突表現最為明顯。

  發達國家經濟走勢和貨幣政策的不確定性正給全球經濟帶來負面影響,其中新興經濟體將遭遇新挑戰。新興經濟體正面臨著不穩定的全球流動性影響。“從歷史經驗看,美聯儲每次收緊貨幣政策,新興市場經濟體均出現大規模資本流出,直接或間接導致個別脆弱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爆發不同程度的經濟和金融危機。”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認為,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美聯儲採取了更為明確、更直接的前瞻性指引,在貨幣政策預期管理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2015年以來,前瞻性指引在首次加息時點的表述上趨於模糊,導致貨幣政策預期不穩定,投資者避險需求上升,進而引發市場恐慌和對新興市場經濟體資産拋售。”

  專家指出,雖然G20布裏斯班峰會就關注自身政策的全球影響、合作管控外溢效應、防止競爭性貶值、使用各種政策杠桿鞏固市場信心和經濟復蘇達成了共識,但是政策溝通和協調似乎不如人意,全球復蘇弱于預期,而且逐步進入了低增長、低通脹、高風險的新狀態。

  中國力量

  優化流動性管理

  “人民幣加入SDR,增加了全球流動性。”姚余棟認為,中國在這方面也願意共同分擔全球責任

  中國在全球流動性管理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近年來中國也不斷優化流動性管理。與會專家指出,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除IMF的應對救助外,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成為促進地區金融穩定的重要力量;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G20倫敦峰會出臺了總額1.1萬億美元的全球經濟復蘇和增長計劃,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團結一致、合作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強有力信號,提振了市場信心;在G20匹茲堡峰會上,啟動“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框架”以及相互評估進程,中國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當前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明顯,全球貨幣政策分化造成的溢出效應和回溢效應日益突出。全球經濟前景分化、貨幣政策分化的影響複雜程度亟待全球貨幣政策當局就這些問題深入研究,交換意見,加強協調和合作。而央行間溝通和協調是有效實施貨幣政策的重要手段。”陳雨露在中美央行高端對話閉幕時的致辭引起了與會中外專家的共鳴。

  “人民幣加入SDR,增加了全球流動性。”姚余棟認為,中國在這方面也願意共同分擔全球責任。他建議建立全球流動性的統計和分析框架,通過協商平穩化國際流動性的制度供給,落實各國儲備資本管理國際協商,以及擴大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全球流動性的監督權並擴大SDR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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