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2日電（記者韓喬）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2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西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沒有內在聯繫，不能將西方供給學派視為供給側改革的理論來源。

　　王一鳴説，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與創新，是要用改革的辦法矯正供需結構錯配和要素配置扭曲，解決有效供給不適應市場需求變化的問題，使供需在更高水準實現新的平衡。

　　王一鳴從邏輯起點、面對問題、政策定位等角度闡述了中國供給側改革與西方供給學派的根本區別。

　　首先，邏輯起點不同。供給學派興起的基本背景是西方國家深陷高通脹、低增長的“滯脹”泥潭，上世紀70年代，美國通脹率高達13．5％、失業率達7．2％，經濟增長率僅為－0．2％；英國通脹率一度飆升至25％，ＧＤＰ出現負增長。凱恩斯主義失效，由此供給學派和貨幣主義大行其道。而中國當前並不存在“滯脹”，經濟增速雖有放緩但仍處在中高速區間，也沒有出現通貨膨脹。中央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是基於中國發展實踐的理論創新，邏輯起點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理論基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其次，面對問題不同。不同於上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面臨的失業、經濟衰退和通貨膨脹等病症，當前中國面對的是供需結構失衡問題，主要表現為供給側調整跟不上需求側變化，無效供給過多，有效供給不足；低端供給過多，中高端供給不足。

　　供給側改革具有鮮明的問題導向。進入新常態後，中國供需形勢和相互間關係都發生重大階段性變化。從需求側看，隨著居民收入水準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住”、“行”主導的需求結構悄然向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轉型升級，居民對消費品品質和個性化追求與日俱增，旅遊、養老、教育、醫療和各類生産性服務需求迅猛擴張。

　　從供給側看，受到體制機制制約，過去一個時期“井噴式”擴張形成的龐大生産能力，難以跟上市場需求變化的節奏，一方面，煤炭、鐵礦石、鋼鐵、油氣、有色和建材等産能嚴重過剩，利潤水準大幅回落，有的甚至全行業虧損；另一方面，市場需要的高品質和個性化消費品難以得到滿足，出現到境外“掃貨”的現象。

　　“供給側改革正是要從供給側入手，抓住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解決經濟發展面臨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王一鳴説。

　　第三，政策定位不同。西方供給學派解決滯脹問題，給出的藥方是私有化、減稅、緊縮貨幣等。中國供給側改革內涵要豐富得多，我們推進國企改革，目的並不是私有化，而是要提高企業效率；提出的“降成本”，與供給學派的“減稅”也不同。我們沒有出現通脹，也沒有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

　　王一鳴説，供給側改革是適應引領新常態的系統性改革和政策調整。在改革層面，包括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放寬市場準入，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打破行業壟斷和地域分割，促進生産要素有序合理流動。在政策層面，提出了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支柱。

　　王一鳴説，供給側改革近期任務主要是用改革的辦法“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打好五大殲滅戰，通過市場化改革實現要素再配置，讓生産要素從低效率領域轉移到高效率領域，從已經過剩的産業轉移到有市場需求的産業，實現供需再平衡。中期是要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推動産業邁向中高端水準。遠期是要形成創新驅動發展的態勢，通過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産率。

　　王一鳴説，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是理解中國經濟的一把鑰匙，供給側改革的概念提出後，未來將會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動值得期待，即將召開的“兩會”也將會傳遞出下一步如何推進供給側改革更多的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