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九月初杭州峰會“前站”，先期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溝通協調

　　今天，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在上海浦東陸家嘴正式開幕，全球財經界的目光將聚焦中國、聚焦上海。

　　這是全球最重要的20個國家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每年一度的例會，多年來，圍繞促進世界經濟可持續平衡增長的目標，會議在分析全球經濟走勢、制定投資戰略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本次會議也將作為9月初即將在杭州召開的G20峰會的“前站”，先期為全球宏觀經濟治理進行溝通協調。

　　“2008年G20領導人峰會對話機製成立以來，G20峰會將首次在中國召開，本次會議也是人民幣加入SDR之後首次舉行的20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所以受關注程度非常高。”復旦大學金融中心主任孫立堅教授談道，當下世界經濟面臨增長乏力、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等錯綜複雜的局面，全球市場因而對本次會議有著更多期待，期待聽到更多穩定金融市場的短期對策，期待聽到有助於促進經濟實現中長期增長的改革舉措。

　　“中國聲音”越來越舉足輕重

　　一週前，經合組織將2016年世界經濟的增長預期下調了0.3個百分點至3.0%。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副總裁筱原尚之在G20會議前表示：“不僅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也在降低，全球經濟迎來了低增長、低通脹時代。目前股價大幅波動的根本原因是經濟增長率低，G20需要認真討論提高增長率的辦法。”

　　在這樣的焦點時刻，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在中國召開，決定了這將是一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會議。

　　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錢軍教授分析，中國經濟總量巨大，按照世界銀行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總量已接近美國，遠超排在第三位的日本。中國經濟增速即便現在下降到7%以下，但從全球範圍來看，這個數字也是非常高的。可以説，中國已經是世界經濟增長最大的拉動力。而且，最近半年多，中國股市、匯市的波動，世界金融市場十分關注。而今年又是中國經濟轉型調整的關鍵年，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的一舉一動。“全球日益認同，中國經濟穩定是世界經濟穩定的重要基石。”

　　由中國倡議發起的亞投行、金磚銀行崛起，成為傳統全球經濟治理制度的重要補充，在錢軍看來，“中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將進一步增強”。孫立堅也認同，這一次，中國在G20舞臺上扮演的角色及影響力不同以往。

　　錢軍認為，中國要努力借助本次會議平臺向外界傳達更多“中國聲音”——中國有足夠多外匯儲備；中國央行有足夠多的管理工具，完全有能力應對外匯市場的變化；中國金融市場化、國際化的腳步更不會停止……

　　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關係再確認

　　隨著“中國聲音”的增強，G20對中國的訴求有沒有出現變化？孫立堅表示，G20國家希望中國為以下兩方面出力：一是實體經濟層面，遏制全球通縮，使經濟重回增長軌道；二是金融層面，遏制貶值性競爭，使全球貨幣政策保持穩定。

　　全球經濟的這輪調整涉及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關係的再確認。目前，發達國家經濟有企穩跡象，但之前寬鬆的貨幣政策造成了流動性有所氾濫，一定程度上干擾了新興國家的經濟復蘇。G20國家作為佔全球GDP約90%的經濟體，需要協調兩种經濟體不同的發展階段通盤考慮。“歐元區仍在寬鬆，日本的負利率帶來衝擊。”孫立堅認為，“發達國家一定要考慮新興市場國家，不要搞貨幣競爭。”

　　“在目前全球經濟形勢下，國際合作與協調非常重要。”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副院長朱寧教授表示，中國在過去幾年通過金磚銀行和亞投行扮演了非常積極的角色，在全球金融秩序重塑過程中，主要矛盾在於美元和其他發達國家貨幣，在於成熟國家如IMF核心國貨幣與新興市場國家貨幣。隨著全球經濟形勢、經濟體量和增長速度的改變，IMF和世界銀行等現有經濟組織的確需要調整，但過去一段時間裏兩個組織的調整速度都沒有跟上整個經濟形勢變化的要求。“中國與很多發展中國家應當展開更多交流與合作，同時也要與G20中的主要發達國家溝通，促使他們的相關決議反映出新興市場國家更多的利益和訴求。”

　　會議不會達成所謂“新廣場協議”

　　隨著會議臨近，關於是否需要簽署“新廣場協議”的爭議，也此起彼伏。

　　所謂廣場協議，指的是1985年9月，當時的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G5）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的一份協議，主要內容是：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貶值，解決美國日益嚴重的貿易不平衡問題。在這次協議後，日元與德國馬克等對美元迅速貶值，尤其是日元在不到三年時間內貶值接近50%。至今有不少日本學者認為，正是這份協議使很多日本企業沒有來得及轉型便在國際市場失去了競爭力，直接導致日本經濟出現“失去的20年”。

　　而此次外媒所説的“新廣場協議”主要針對中國與美國，其主要內容是：遏制美元進一步升值，支援人民幣匯率維持穩定，各國儘量避免競爭性貶值。

　　孫立堅預計，在貨幣問題上的博弈不會輕鬆，世界期待停止所謂的“貨幣戰爭”。

　　錢軍更是坦言，本次會議不會達成所謂“新廣場協議”。“現在的金融環境遠比當時複雜，對於自身國家貨幣貶值還是升值，在發達國家內部存在分化：通過幾輪量化寬鬆政策，美國匯率在過去幾年大幅度貶值，現在美國經濟已處在相對緊縮狀態； 歐洲國家與日本還在通過量化寬鬆進一步促進貨幣貶值。各自所處階段不同，使得主要發達國家很難達成統一的匯率政策。而且，美國的匯率升降節奏完全可以通過把握加息節奏來進行調節，沒有很強的進行全球匯率政策調整的動力。”（記者 陸綺雯 唐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