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正式發佈。該文件也是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配套文件。

　　中央之所以空前重視城市工作，在於我國城鎮化率已經超過了50%（根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2015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77116萬人，佔總人口比重為56.1%），城市集中了大部分生産要素，中國已從“農村社會”邁入“城市社會”，城市工作與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聯度，遠比過去農村人口占主體時要緊密得多，因此城市發展的理念亟須改革完善。

　　如果説上世紀70年代末發軔于農村的改革實現了生産力的初次解放，那麼在城鎮化率過半後，城市的改革則事關生産力能否獲得再次解放。這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將經濟增長維持在合理區間運作已成首要調控目標的今天，意義尤為重大。毫無疑問，城市是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裏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高地。中央以最高層次決策來謀劃城市發展問題，這是很有深意的，因為搞好了城市發展，中國的發展問題就會解決一大半。

　　然而，目前城市工作還遠不能支援發展需求。一方面，儘管名義城鎮化率已達到56%，但城鎮化的品質還比較低，如果以“人的城鎮化”標准考核，實際城鎮化率遠遠低於50%。目前，特大城市面臨人口過剩、資源短缺和盲目“攤大餅”等問題，而中小城市的轉型升級卻遭遇了人口流失的困境。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央提出“加強城市工作”顯然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綜合而言，未來城市發展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重視：

　　第一，在城市發展觀念上，中央強調要認識、尊重、順應城市發展規律，端正城市發展指導思想。相比于過去以房地産開發為核心的快速城鎮化，尊重城市發展規律無疑是對的。城市是非常複雜的系統，依據功能定位、發展定位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從這層意義上講，強調“順應城市發展規律”，首先要調整的是城市發展理念，其次是根據城市規律來規劃和佈局城市發展。未來的城市規劃，是融合了經濟、産業、空間、社會學等多個學科領域的綜合規劃，需要更加的客觀科學。

　　第二，在城市發展方向上，更加尊重人本和自然。“以人為本”、“公眾參與”等字眼不斷出現在行文中，“十三五”規劃建議也提出“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這意味著未來的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都需更加的人性化。只有通過科學的以人為本的管理思路，才能發揮城市發展的應有效用。而與人性化相呼應的是尊重自然。此次《意見》提出了“讓城市更自然、更生態、更有特色”。從城市發展的角度來看，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會有一個“再生態化”的過程。當前，國家高度重視生態文明建設，大力推動生態紅線保護、海綿城市建設等一系列重大的生態戰略，對於處於工業化中後期的地區，尤其是大城市來講，一場“再生態化”革命即將開啟。

　　第三，在未來城市發展藍圖中，“特色”也是最鮮明的關鍵詞之一。《意見》強調要著力塑造城市特色風貌，提出建築八字方針“適用、經濟、綠色、美觀”，明確要求地方應拒絕“大洋怪”建築。可以説，塑造城市特色、守護城市記憶，是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精神動力。城市特色是歷史與現實的融合，是傳統與現代的交匯，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邂逅，貫穿于城市總體風貌之中，體現在市井生活之中。而科學的規劃與設計，則是留住城市特色的關鍵。因此，厘清城市規劃、城市設計的思路，才能預防與杜絕“千城一面”的現象。

　　第四，城市群發展將成為未來城市化發展的重點。中央提出，要以城市群為主體形態，優化提升東部城市群，在中西部地區培育發展一批城市群、區域性中心城市。中央希望以更具有全局性的城市發展思路，通過在空間上更有帶動作用的城市群發展，改變過去單一的點狀城市發展，更多對區域經濟形成帶動作用。要形成健康的城市群，不僅僅是基礎設施的聯通，更重要的是産業方面的協同發展和錯位發展，這就要求各地方政府梳理自身發展的資源稟賦，明確比較優勢，才能免於城市之間的惡性競爭，利於協同發展。

　　第五，注重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統性。《意見》強調依法治國，指出未來違反城市規劃將被嚴肅追責，並明確我國將原則上不再建設封閉住宅小區，嚴控開發區和城市新區設立。近年來，我國各地在通過新城建設帶動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暴露出盲目求快、資源浪費、過度擴張等問題，使得城市擴張規模嚴重超出了可吸納的人口數量。數據顯示，1990年到2010年，我國城鎮建成區面積從12252.9平方公里擴大到40533.8平方公里，將近每10年擴大一倍。但與之相比，人口城鎮化的增速卻相形見絀。面對這種情況，迫切需要城市規劃中指導思想的轉變。

　　第六，對城市發展工作的重視將對深刻影響房地産業的發展。《意見》提出了未來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兩大方向，即以政府為主保障困難群體基本住房需求，以市場為主滿足居民多層次住房需求。顯然，這可能對中國今後的新型城鎮化下半場、房地産市場的市場容量、房地産市場發展空間，以及如何在城市發展中體現供給側改革等方面，都會産生重要的影響。

　　雖然中國未來城市發展方向已經明確，但是目前城市工作依然千頭萬緒。比如，城市房地産去庫存，涉及下游鋼鐵、水泥、玻璃、電解鋁等數十個産業能否“去粗取精”，找到既維護産業景氣度和適當就業率，又順應低碳發展、城市空氣治理的基準産能；優化城市功能和空間佈局，涉及産業能否合理轉移、城市發展空間能否拓展；提升城市管理水準，涉及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質能否提高，消費潛力能否挖掘出來等問題。這些是城市工作應該強化的方面。特別是在當下的轉型關口，城市工作需要做到既能保證適度增長，又要提升發展品質，還要起到撬動個稅、房産稅等財稅制度的改革進程，實現這種平衡，絕非易事。

　　尤為值得一提的是，要警惕城市發展投融資的過度與失衡。當前，地方債已然進入償債高峰期，如何在清理存量債務、化解地方債風險和滿足地方政府的合理融資需求之間取得平衡，對政府和市場而言都面臨很大的挑戰。在“新常態”經濟下，面對當前“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區域經濟合作的機遇與挑戰，如何解決地方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資金缺口問題，逐步推進市政債券的發行，建立地方政府市場化的投融資機制，降低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完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管理等相關制度值得深入探討。（周子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