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美元而非人民幣結算非常明智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2016年1月正式成立。隨著副行長人選相繼出爐，亞投行的領導班子逐漸浮現。這個由於之前美日從中阻撓而被賦予太多政治和經濟博弈解讀的國際多邊金融機構，開始進入實際運作階段。很多有關亞投行的設想或承諾都將在接下來得到檢驗。

　　亞投行成立後頗為引人關注的一點，就是新任行長金立群宣佈亞投行的主要結算貨幣將是美元。用美元而不用人民幣，這讓有些人意外和吃驚，也讓有些人失望。在我看來，這種做法非常明智，因其更有益於亞投行的運作發展，也有利於推動世界經濟發展。

　　雖然北京沒把亞投行當成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平臺，但這反而會給人民幣帶來更多益處。因為這種“大公無私”的舉動使其他國家在與中國打交道時更有信心，它們會將中國視作真正的可合作者。而對中國充滿信心，無形中會使其他國家對人民幣的信賴有所提升，進而更多地使用人民幣。

　　客觀上講，亞投行當前也確實不應被當作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工具。現階段人民幣還沒有達到足夠成熟的程度，市場有待拓展，還需更大努力予以建設。在此之前，把人民幣強推給別人效果不一定好。

　　圍繞亞投行的緊張情勢或將繼續

　　迄今為止仍然有人在説亞投行實際上是“中國版的世界銀行”。這種説法乍聽起來讓人不安。畢竟它是在中國的首倡和著力推動下才得以成立，總部設在北京，首任行長也來自中國。這些都讓人感覺亞投行確實“就是中國的”。但細琢一下，又有更多證據證明並非如此。比如中國在亞投行中所佔股份僅為30%多點。在57個創始成員國中，西方國家的總投票權則超過了中國。

　　某種程度上，亞投行的目標與世界銀行這個“前輩”成立之初極為相似。就改善發展中國家的境況而言，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開行的使命並無差別。亞投行的名稱更是凸顯了它對改善當今世界境況的思考和看法：要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來提高生産力。亞開行當前是把減貧作為運營目標之一，但這與基礎設施投資並不矛盾，因為基礎設施投資實際就是很好的減貧途徑。就此而言，我不認為這三家機構之間存在明確區別，它們都是為了世界變得更好。

　　只是國際政治家們並不完全同意這種觀點。自從相關倡議提出以來，亞投行就一直面臨著批評。籌備過程中，亞投行多次邀請美國加入但被拒絕。有人將此説成是亞投行在刻意孤立美國，這聽起來著實荒謬。亞投行導致美國與其一些傳統盟友之間的關係出現裂痕。現在的情況是美國站在這一邊，亞投行及其成員國站在另一邊。但這些裂痕或對立責在美國。

　　很多美國人依然認為美國應該加入亞投行，現在這種可能也還存在，因為亞投行的成員資格仍處於開放狀態。只是美國政府在這方面似乎並不積極。這意味著緊張情勢還將持續。只要美國決策者們一口咬定亞投行在實際運作中只會危及環境、降低採購標準、無法維護借貸條件等，這種緊張就會存在。但事實是這些指責毫無來由，因為美國參與甚至主導的一些類似機構也一直受到這些問題困擾。而中國決策層與亞投行其他參與方已認識到這些問題，它們準備對此予以糾正和解決。

　　當然，現在這個階段談論這些好像有點“光説不練”。實際情況如何還得看亞投行如何走下去。可以預見，處在“聚光燈”甚至“放大鏡”下的亞投行在項目選擇和具體執行過程中都將面臨諸多挑戰。即便是在相關項目落地之後，它也需要格外細緻，因為即便是最微小的錯誤也可能會招來批評。除此之外，亞投行還將面臨進一步從全球範圍內尋找和吸納優秀人才等其他挑戰。

　　亞投行專注基建投資但無關“模式”之爭

　　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最近指出，在中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之間正在發生一場有關發展模式的歷史性競爭。其中，中國的發展模式主要基於政府主導下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美歐的發展策略則側重於在公共衛生、婦女權益、對公民社會的支援以及反腐敗等領域的投入。這種觀點使得中國“一帶一路”構想以及專注于基礎設施投資的亞投行，在規則和領導權之爭之外又被蒙上了一層“模式之爭”的意味。

　　較之30年前的“歷史終結論”，福山現在的立場已經有所後退，承認一個國家在西方民主制度之外還有其他道路可以實現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現在福山再次談到不同發展模式之爭，但他完全清楚現實情況的對比遠沒他所勾勒的那般尖銳。福山談到東方模式或中國模式著力於基礎設施建設，但美國在這方面也是一樣。同樣，福山也知道把強調社會構建、婦女兒童權益以及預防腐敗當成是西方模式的突出特徵並不完全正確，因為中國也在做這些事情。中國強調“婦女能頂半邊天”，它還採取了一系列反腐行動，同時也在極為認真地應對貧困問題。因此，東西方之間的區別並非福山希望的那樣明顯，這種對比只是一種粗線條式描述，目的是讓那些可替代性選擇更易理解。

　　但福山有一點説得確實沒錯，那就是雖然西方國家也意識到基建工程至關重要，但其對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重視和投入程度遠沒有中國這樣高。從這個意義上講，亞投行就是這種更高重視和投入程度的具化産物。只是即便如此，也不必把亞投行嵌入所謂東西方模式之爭當中。(作者Danny Quah是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