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羅斯一定不會想到，他最近在白雪皚皚的瑞士達沃斯説了幾句話，就立即成了“頭條”人物，經過多番討論人們基本達成幾點看法：首先，這個金融大鱷並沒有篤定地説中國會經濟硬著陸；第二，他對中國經濟確實有擔心，同時也抱有希望；第三，索羅斯沒説他在做空人民幣、做空中國；第四，以中國的財經體量，索羅斯即便要做空中國也是以卵擊石。

　　索羅斯在1992年大規模做空英鎊而打敗英格蘭銀行，1997年做空泰銖而引發亞洲金融危機。二十年過去，這位年邁之人的許多言論往往基於媒體的報道因而失之偏頗，但他寥寥數語竟然引發如此軒然大波，其原因恐怕不是索羅斯的話有多厲害，而是他的話代表著某種厲害的趨勢和力量，以及對正在經歷深刻轉型的中國經濟可能形成的壓力。

　　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近日發表文章《中國需準備好非常規手段應對中美經濟戰》，認為索羅斯會不會做空人民幣不該成為一個問題，因為“在市場經濟裏面，金融炒作沒有陰謀”。鄭永年認為，人們的諸種討論忽視了一個更為核心的問題：為什麼在這個時候出現索羅斯要做空人民幣的熱議？如果置於更大範圍的當今地緣政治背景下來考量，就可以轉化成為另一個潛在問題：中國是否會和美國發生一場經濟戰？

　　這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儘管不是一個新鮮的問題，不過即便在學界，人們更多將它作為一個命題和推演，即使最前衛的經濟學者也不願談及它的現實性，因為這必然同時傷及世界排名前二的經濟體以及艱難復蘇的全球經濟；另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一場對攻戰的發起需要決絕的意願，中國自然不會，美國應該也不會，除非美國必須具有足夠的馬基雅弗利主義精神（鄭永年語），即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維持其霸權地位，而經濟戰只是其中一個有效工具。

　　談論中美經濟戰容易將視線引入慣性的“陰謀論”討論，儘管很多陰謀其實只是陽謀。我們不如輕鬆一點，來談一談鄭教授談到的這個“馬基雅弗利”。

　　尼可羅·馬基雅弗利是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著名的現實主義政治思想家。他的代表作是《君主論》，推崇國家利益這一高尚目標，並認為為此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馬基雅弗利及其理論幾百年來始終毀譽參半，因為它無法解決道德與政治的矛盾。馬基雅弗利政治學認為，軍隊和法律是國家權力的基礎，因而領導人也應精通軍事；領導人行使國家權力的行為不應受任何個人道德準則和情感的束縛，而應首先考慮國家利益，但又不能把目的説出來，要允許“外示仁慈，內懷奸詐”；為實現國家利益，國君可以和國內的利益集團為敵，但不能與人民為敵；明智之君寧蒙吝嗇之譏而不求慷慨之譽。

　　馬基雅弗利時代的歐洲正處於亂世，當時血腥和悲劇主宰了義大利半島，城市國家、王國和共和國之間征戰不休。馬基雅弗利不僅成名很早而且少懷大志，他從29歲時起就作為佛羅倫薩的外交特使，騎馬縱橫于這片鉤心鬥角、充滿危險的亂地。他做了不少事情，比如代表佛羅倫薩出使國外，組建並訓練了第一支國民軍，他還與達·芬奇合作開展工程項目，但他未能輔佐君主成就大業，反而眼睜睜地看著他深愛的佛羅倫薩共和國在1512年落入西班牙人的統治，並且在為佛羅倫薩共和國效力15年之後他遭遇曾經被推翻的美第奇家族的復辟。作為罪臣，他遭到囚禁，被折磨得肩關節脫臼，也被革去職務，被逼與妻子和一群子女隱居鄉間，經受政治與生活的潦倒與折磨。1513年8月，窮困寂寞的馬基雅弗利開始寫《君主論》，“以擺脫一無是處和抑鬱的情緒”。他曾幻想此書為他在政府中換取職位，但高層直接拒絕了這個已經失勢的舊臣。在馬基雅弗利生前，據説只有三十多個人讀過《君主論》。

　　有研究者説，《君主論》是一本政治高尚但操守低下之作，因為它在推崇利益的國家目標同時，鼓動手段的不計代價。這本書隨後成為經典，也在於它冠冕堂皇地將目的的高尚與手段的低劣隔離化、正義化，為歐美歷史上許多引發爭議的政治活動提供了指南。

　　馬基雅弗利本人也是分裂的，政治上智慧並未救贖他人生的沒落。他尋求占星家的建議，相信星象會影響政治事件；他教導別人虛偽，他自己卻做不到：他拒絕奉承宮廷弄臣，經常頂撞地位比他高的人。他曾經勸兒子給一頭騾子解開韁繩，好讓它“恢復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如何攫取權力，但自身卻最終被剝奪了權力。

　　不過，馬基雅弗利失敗了，《君主論》卻活下來，“無所不用其極”成為歐美政治的“常見”手段。即便當下，在阿富汗、伊拉克，在中東、西亞、北非諸多戰爭、禍亂之中，馬基雅弗利教義時隱時現，並成為施禍者自我開脫的道義理論。所以，當我們轉回來再次談及經濟戰，就不能直接將其歸入“陰謀論”，某種趨向在一定條件下會演化為現實，尤其在全球艱難復蘇的當下，中國經濟必須預謀、儲備更多主動之策。

　　夏文輝（國際問題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