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圖 探索商標、股權等無形資産質押，有利於給小微企業提供更多增信服務。圖為泰隆銀行客戶經理正查看某小微企業主的商標註冊證等材料。

　　右圖 截至2015年11月末，浙江紹興市新昌縣不良貸款率僅為0.86%。新昌農商行為當地三分之二的企業提供了貸款，貸前調查時著重看企業的資産、銷售與負債的匹配度。圖為新昌農商行客戶經理來到浙江奔野拖拉機製造有限公司走訪。

　　對於很多銀行員工來説，歲末年初這個冬天格外寒冷。中國銀監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末，全國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連續10個季度上升。多種跡象表明：隨著製造業去産能、房地産去庫存、實體經濟去杠桿持續推進，銀行業承受的信用風險壓力明顯增大。

　　化解企業信用風險、穩定金融市場、去杠桿難在哪？如何在防範金融風險的同時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春節前，《經濟日報》記者來到浙江省，對當地銀行業正在開展的困難企業分類幫扶工作進行調研。

　　陣痛——

　　“去杠桿”壓力持續加大

　　寒意最早是從實體經濟傳導過來的。浙江小微企業眾多、製造業發達、區域經濟外貿依存度高，世界經濟週期性低迷的傳導效應高於全國其他地區。2011年下半年以來，隨著外需萎縮，船舶製造、光伏等部分産能過剩行業風險持續上升，一些企業的生産經營出現困難，銀行信貸資産品質隨之受到影響。浙江省企業信用風險暴露較早，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逐年上升。

　　截至2015年12月末，浙江省銀行業不良貸款餘額1808億元，比年初增加411億元，不良貸款率2.37%，較年初上升0.41個百分點。受不良貸款侵蝕和息差空間縮小的雙重擠壓，浙江銀行業利潤已經連續4年負增長。

　　“從根本上看，眼下浙江銀行業的信貸資産品質波動，是伴隨經濟增速放緩、轉型加速出現的陣痛。這凸顯出經濟轉型的艱巨和複雜，也凸顯出浙江省委、省政府主動去産能、去庫存的決心。”浙江銀監局局長熊濤説。

　　他分析，當地不良貸款的成因比較複雜，除了結構性、週期性的宏觀因素，也涉及企業、銀行等微觀因素，還有地域特色比較鮮明的資金鏈、擔保鏈因素。

　　企業杠桿率偏高，往往是引發信貸風險的重要因素。最新統計資訊顯示，該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資産負債率58.24%，高於全國平均水準1.4個百分點，高於相鄰的江蘇省4個百分點。

　　産業的不景氣很容易引發信貸風險。從區域來看，截至2015年12月末，佔全省不良貸款餘額比例達73%的溫州、紹興、寧波、杭州4地，同期貸款餘額合計也佔全省69%。而企業債務杠桿率較低的嘉興，不良貸款率則全省最低。從行業來看，佔到不良貸款餘額近八成的傳統製造業、住宿餐飲業和批發零售業等，也是前期加杠桿較多的行業。

　　癥結——

　　“兩鏈風險”交叉感染

　　與當地銀行業人員談起信用風險時，他們常常用到一個詞——“兩鏈風險”。所謂“兩鏈”，指的是資金鏈和擔保鏈。

　　紹興市企業幫扶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趙建國認為，産生風險的直接誘因，除了一部分是産能過剩行業的風險暴露，更多的則是由於偏離主業的盲目投資。浙江企業主投資意識很強，在流動性寬裕期間從銀行裏借來的錢，並非全部投入實體經濟，有一大部分進入了房地産、礦産、期貨等高風險領域，容易帶來資金鏈斷裂。“而在擔保鏈、民間借貸等關聯性因素擴散放大效應的作用下，一些企業自身資金鏈本來沒有問題，但因捲入擔保鏈出現代償風險。”趙建國説。

　　“我的企業有幾百名員工，創辦至今發工資和納稅累計超過25億元，怎麼就突然成了問題企業？”杭州市蕭山區某化纖企業受擔保圈中問題企業牽連，代償金額曾高達3億多元，貸款本息逾期已經超過180天，僅罰息就要上千萬元，該企業負責人頗為意外和憂慮，“現在抵押的都是我個人財産，我頭髮都愁白了”。

　　浙江大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其華與4家企業結成擔保關係，其中有一家企業資金鏈出了問題。“按照約定，要由其餘4家企業共同為其代償，我應負擔840多萬元，這個數額本來還可以勉強承受。”陳其華説，但不久又有2家企業經營出現困難，他要負擔的金額驟然上升至2800多萬元。“這下實在扛不住了。”他無奈地説。

　　作為一種增信方式，互保、聯保曾是銀行業廣泛使用的“信貸創新”。在經濟上行期，多家企業結成擔保關係，約定如果一家企業無法償還貸款，由其餘企業共同為其代償，此舉方便了企業融資；但遇到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一家問題企業有可能將多家經營正常的企業拖入資金代償的泥沼，引發次生風險，導致風險蔓延。

　　浙江企業之間親緣、地緣特徵突出，這種“抱團融資”的方式尤為盛行，企業互保、聯保規模比其他地方大。據統計，在浙江全部貸款餘額中，信用保證貸款佔比近40%。

　　為厘清擔保圈的複雜關係，紹興銀監分局研發了一套“GRIT系統”。打開一張圖表，可以看到以某個問題公司為中心輻射出去，代表彼此之間存在擔保關係的連線縱橫交錯。分局副局長周代麗介紹，浙江企業擔保鏈存在“線密、層多、規模大”的特點，一個出問題的企業有可能會波及兩三圈關聯企業或上下游企業。

　　“目前單個企業資金鏈斷裂引發的‘第一波’信用風險已趨於穩定，漸次暴露的是因捲入擔保鏈導致的‘第二波’代償風險。”浙江銀監局黨委副書記袁亞敏説，眼下防範化解企業信用風險一定要打“七寸”，關鍵是要“解圈斷鏈”，防範單體風險通過擔保鏈擴散、傳染。

　　破題——

　　“解圈斷鏈”是項系統工程

　　2012年以來，除政府組織的幫扶協調外，浙江銀監局指導省市兩級銀行業協會牽頭組織的風險企業會商幫扶協調會多達109次。

　　“新增不良貸款加上存量風險，只靠市場自我調節難以在短期內迅速消化，必須通過政策機制推進的‘有形之手’介入。”熊濤認為，防控化解“兩鏈”是一個系統工程，不能只是靠銀行單兵作戰，地方政府要落實牽頭協調責任、銀行要承擔社會責任、企業要承擔主體責任，加上各部門的配合，才能形成合力。

　　“銀企之間利害攸關，幫企業就是幫銀行自己。當企業生病正在輸液時，銀行不能‘拔針頭’，而要同進退、共渡難關。”浙江銀監局蕭山辦事處主任周金根認為，只有建立長效化和系統性的幫扶機制，穩定企業、穩定市場，才能維護金融體系自身的穩定。

　　目前浙江各地市都成立了企業幫扶工作領導小組，構建起政府牽頭、銀監引導、協會會商、企業自救、銀行幫扶的“五位一體”工作框架，在逐戶會診的基礎上，將風險企業區分為扶持類、挽救類和退出類，分類施策、對症下藥。

　　對於自身已不具有造血功能的“僵屍企業”，信貸資金儘快退出，推動兼併重組或破産清算；對於逃廢銀行債務等行為，進行依法處置。“而對於那些‘能夠救、值得救’的暫時困難企業，則盡力幫扶。要看到，今天的幫扶就是明天的有效産能。”周金根説。

　　擔保鏈風險爆發初期，一些銀行為保全自己的資産，對企業進行抽貸。為防止由此引發的“多米諾骨牌效應”擠垮正常經營的企業，需要進行風險隔離，讓企業擺脫擔保鏈的束縛——當地將這項工作形象地比喻為“圍網養魚”。

　　“2014年這個時候，我幾乎天天夜裏睡不著覺。”浙江雅迪纖維有限公司總經理戴葉飛現在仍然心有餘悸。該公司從12家銀行貸了5億多元，其中抵押貸款2億多元、保證貸款3億多元。受擔保圈中問題企業牽連，該公司被下調信用評級，面臨多家銀行的停貸危機。為降低停貸造成風險蔓延的可能，當地銀行業採用“授信聚攏”方式，由一家或幾家銀行用新增授信置換出其他有意願退出的銀行授信。

　　在杭州蕭山區政府、銀監辦的協調下，建行浙江分行指導蕭山支行牽頭組織了銀團，發放新的流動資金貸款，將前述蕭山區化纖企業的現有存量信貸敞口，以企業及公司法定代表人個人所有資産作為抵押，解除其他企業對其擔保，這樣就做到了斬斷擔保鏈的第一步。

　　浙商銀行台州分行得知浙江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受困擔保圈的事情後，立刻開始了調查和幫扶工作，很快將500萬元貸款打到企業的賬戶上。有了這筆救命資金，後續的銀行也願意跟進續貸，該公司得以正常還貸和經營，最近還擴大了産能。

　　袁亞敏告訴記者，浙江省政府辦公廳已轉發了該局就銀行業分類幫扶困難企業的指導意見，其中總結出了授信聚攏法、銀團貸款法、延緩追償法、擔保替換法、外部收購法、平移代償法等“幫扶八法”。這些方法的著力點都在於解決好企業擔保關係調整和債務人主體變更問題，實現風險“熔斷”。

　　“雖然各地陸續有不少可以借鑒的嘗試，但由於擔保、互保鏈條錯綜複雜，‘解圈斷鏈’是一個艱難、複雜的過程，具有普遍適用性、可推廣的有效手段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完善。”袁亞敏説。

　　突圍——

　　以發展“加法”做風險“減法”

　　“金融業本來就是經營風險的行業。防範化解金融風險，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就地臥倒’，而是要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要‘以時間換空間’，用適度的增量保證存量信貸資産的安全。”中國銀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長段忠輝説。

　　“如果説過去主要追求規模擴張、業務拓展，現在銀行業必須學會俯下身子精耕細作。”中國建設銀行紹興分行副行長沈源鋼將這種轉變比喻為從“遊牧文明”向“農耕文明”的跨越。

　　浙江小微企業眾多，其中不乏正在快速成長的創新創業型企業，各銀行業金融機構主動對接重點項目，積極通過投貸聯動、理財直融等方式服務小微、支援“雙創”。

　　“很多人都以為小微企業貸款無利可圖，其實如果能夠做好風險控制，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小微貸款的前景並不差。”泰隆銀行台州管理總部總經理元志衛介紹，該行已累計向小微企業發放貸款100多萬筆，每筆平均50多萬元，而且壞賬率比想像中的低。

　　商標、股權等無形資産的質押探索，有利於給小微企業提供更多增信服務。在台州，記者遇到了恒翔針業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賀順根。他的企業正在擴建廠房，資金缺口較大，但固定資産多半已抵押出去。現在通過商標質押方式獲得了一筆400萬元的半年期貸款，利率僅為4.68%。“我們理解的所謂商業可持續，一是風險可控，二是能實現利潤，而不在於利潤高低。”元志衛説。

　　浙商銀行推出了針對創業創新型企業開發了無抵押、無擔保的“圓夢創客貸”。杭州聚麗商貿有限公司是一家電商企業，主要經銷哈密瓜、若羌紅棗、庫爾勒香梨等新疆農副産品。公司總經理姜寶壘説，他們的實際貸款金額只有30萬元，但這30萬元能直接增加120萬元的銷售規模。

　　“我們不圖當下賺錢，只希望成為那個給成長型企業‘喂第一口奶’的銀行。”浙商銀行杭州西溪支行微貸部總經理金武説，“留住客戶，才會帶來傳統信貸業務之外的利潤增長點。通過開展綜合化金融服務，做好分母的‘加法’，對信用風險的承受能力也就自然增強了”。

　　探路——

　　走好金融改革“平衡木”

　　既要防範化解區域金融風險，又要提升服務實體經濟效率。浙江各地銀行業在求解這道題目的過程中，從各自實際出發進行了諸多探索，其各具特色的實踐成果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

　　——拓展多元化融資渠道，引導企業去杠桿、降成本。

　　截至2015年11月末，紹興市新昌縣不良貸款率僅為0.86%，當地小微企業的負債率一般在40%左右。新昌農商行為當地總數三分之二的企業提供了貸款，該行董事長趙學夫説，他們認為小微企業的合理負債率一般為40%，遇到超出這個範圍的企業貸款需求都要嚴格審查。“一是看企業拿錢幹什麼用；二看其資産、銷售與負債的匹配度以及盈利能力與負債的匹配度。由於對負債率的嚴格控制，我們客戶的企業融資成本一般佔其銷售成本的2%至3%。”

　　那麼，怎樣滿足企業發展中的融資需求呢？在現代感十足的新昌縣科技大市場，有一面色彩繽紛的“上市公司墻”，上面挂著該縣7家滬深交易所上市公司、8家新三板上市公司以及多家擬上市公司的標識。新昌縣創新創業氛圍濃厚，針對新型企業融資需求特點，他們多措並舉支援企業借助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對企業股改、掛牌、上市，以及通過股權轉讓、定向增發等方式直接融資，均給予獎勵。

　　“2015年全縣有2家企業首發融資，5家已經上市的公司定向增發再融資，4家新三板掛牌企業定向增發融資，涉足資本市場的企業直接融資總金額超過35億元。企業融資的多元化，也間接分散了銀行信貸系統的風險。”新昌縣副縣長嚴鋼説。

　　——培育多元化金融服務主體，優化區域金融生態。

　　剛剛獲批國家級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改革創新實驗區的台州市，是全國唯一同時擁有3家城商行的城市。“由於市場競爭充分，每當企業的需求産生，總有金融機構嘗試滿足。提供金融服務的主體增多，最終受益的是實體經濟。”台州銀監分局副局長吳志民説。

　　高效、優質的金融服務，擠壓了高利貸等不規範民間借貸的生存空間。台州路橋區新橋鎮鳳陽章村是該市最大的絲網加工基地，以前村民從事生産所需資金幾乎全部依賴民間融資，最高的年化利率可達30%。如今，全村105戶村民獲得了泰隆銀行整村授信，貸款利率降至個位數。

　　“在一些歷史上高利貸盛行的地方，自從本地的法人銀行進駐後，民間借貸比例大幅下降，金融秩序有很大改善。因為小銀行服務的客戶，往往就是以前求助於非法金融的企業。”吳志民認為，從台州的經驗看，未來各地民營銀行的增加將會在改善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促進民間融資陽光化等方面，發揮出很大的積極作用。

　　——建立符合實際的信用體系和擔保體系，防範分擔信貸風險。

　　台州地區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多年來保持在低位。除了因為當地有堅守實業的傳統，這樣的“免疫力”更得益於金融領域的創新探索，對銀企資訊不對稱、抵押擔保難、投資和收益不匹配等難題進行了求解。

　　台州市金融服務信用資訊共用平臺集合了工商、司法、稅務、國土等12個部門的非銀行資訊，這是央行徵信報告之外的另一張小微企業“履歷表”，有助於從源頭上解決銀企資訊不對稱的難題。

　　台州市設立了地級市中第一家小微企業信用保證基金。基金初設規模5億元，其中市、區兩級政府出資4億元，其餘由7家合作銀行共同出資，按照10倍杠桿，可為小微企業提供累計50億元的增信擔保，擔保費率僅為1%。信保基金中心總經理鄭淩説，信保基金獨特之處在於用財政資金撬動銀行信貸，兩者共擔風險，有效地彌補了商業性擔保機構的覆蓋不足。截至目前，信保基金已累計發放擔保函800余筆。

　　轉型的成果正在逐步顯現：2015年，浙江重大基礎設施、重大産業、生態環保和技術改造4大優先投資領域預計分別增長21%、35%、70%和22%，明顯快於房地産投資的2.4%；裝備製造、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産業增加值增速明顯快於整體工業。

　　伴隨著浙江經濟結構調整，銀行業的信貸結構持續優化，出現新興行業信貸增長明顯快於傳統産業信貸增長的趨勢，其中資訊産業貸款同比增長10%以上，成為信貸投放的重要增長點。

　　在記者結束採訪時，熊濤充滿信心地説：“近年來，浙江經濟經歷幾輪起起落落，但始終憑藉較好的韌性、較大的彈性，重回上升軌道。相信這次也不例外。銀行業也有希望在服務實體經濟的過程中，走出一條率先突圍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