産能過剩是結構失衡不是經濟過熱，化解産能過剩靠投資結構、産業結構調整而不是減少投資。供給和消費的關係是本和末、源和流的關係；所謂供給側改革，就是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在增加投資過程中優化投資結構、産業結構開源疏流，在經濟可持續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與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就是確立供給優先的增長方式與發展模式，以創新驅動為主導、投資拉動為基礎、經濟社會效益為歸宿的增長方式；就是優化産權結構，國進民進、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活力相互促進；就是優化投融資結構，促進資源整合，實現資源優化配置與優化再生；就是優化産業結構、提高産業品質，優化産品結構、提升産品品質；就是優化分配結構，實現公平分配，使消費成為生産力；就是優化流通結構，節省交易成本，提高有效經濟總量；就是優化消費結構，實現消費品不斷升級，不斷提高人民生活品質；就是用內需導向型經濟代替出口導向型經濟，用知識密集型經濟代替勞動密集型經濟，用幸福經濟代替GDP經濟，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這就是我國知名經濟學家陳世清先生根據他所創立的對稱經濟學範式提出來的供給側改革的精準定義。

　　不同的經濟學範式決定不同的經濟學語境，不同的經濟學語境不但決定每一個經濟與經濟學前沿概念的不同定義，而且決定每一個經濟與經濟學前沿問題的不同定位。與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産能過剩意味著經濟過熱所以必須減少投資降低GDP增速不同，陳先生認為，産能過剩與經濟結構有關與GDP增速無關，産能過剩和經濟過熱不能劃等號，7%是常態8%是非常態沒有科學根據。把産能過剩和經濟過熱劃等號的理論根據是經濟發展“均衡點”理論。“均衡點”理論是配置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是消極的理論，産生於小商品經濟時期。那時人們的需求結構簡單、生産規模狹小、可再生資源有限，可再生生産能力與人的主體性發揮的空間太小、生産與消費之間容易“失衡”；一旦“失衡”，就會出現所謂經濟危機。然而到了真正社會化大生産——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時代，所有的“均衡點”（包括生産與消費）均已不復存在；人的需求結構的變化帶來的需求的無限性，生産結構的變化帶來生産發展的無限性，決定了主客體之間只有主體主導的無限發展的可能性而無靜態的均衡。此時只有結構調整問題而無均衡問題。“經濟過熱論”及其理論基礎均衡點理論都已過時，再秉持這種理論只能損害可持續發展，人為降低增長速度會造成“滯漲”的嚴重後果。加大政府投資力度，以宏觀帶微觀，利用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基本建設投資對投資的乘數效應，才是解決結構失衡化解産能過剩的根本。基礎設施建設對投資、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是永遠存在的。而且由基礎設施建設本身的基礎性與延伸性決定，這方面的投資有無限延續的可能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的基礎性與杠桿功能，使其具有連續性。只要決策者認清了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的對稱關係，拋棄配置經濟學的“均衡點”理論，政府對這方面的投資沒有任何客觀障礙。企業靠創業，創業靠推動。任何時候政府對基本建設持續投資都是推動創業、牽動企業、帶動就業、促進消費、開發市場、使産業結構調整化解産能過剩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有力杠桿。供給側改革的本質，就是自覺推動經濟增長方式從低級向高級轉變：從資源配置型向資源再生型增長方式轉變，外延擴張型向內涵開髮型增長方式轉變，要素驅動型、投資驅動型增長方式向創新驅動型增長方式轉變，資源運營—産品運營—資産運營—資本運營增長方式向知識運營增長方式轉變，從而擺脫“中等收入陷阱”，使我國經濟可持續高速發展。

　　陳先生認為，基本建設投資對投資的乘數效應，主要表現在牽動創業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導致的産業鏈延伸産業結構調整兩方面；基本建設投資對消費的乘數效應，主要表現在直接解決就業問題和通過扶持創業工程解決就業問題消費結構調整兩方面。從量來看，基本建設投資的投資拉動市場調整産業結構消費結構是幾何級數，消費拉動市場調整産業結構消費結構是算術級數。從質來看，是靠投資拉動市場化解産能過剩還是靠消費拉動市場化解産能過剩，取決於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而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背後是不同的經濟學範式。靠基本建設投資拉動市場化解産能過剩是再生經濟學、對稱經濟學原理，靠消費拉動市場化解産能過剩是配置經濟學、價格經濟學的要求。從後果來看，靠投資拉動市場化解産能過剩，其作用是永久的；靠消費來拉動市場化解産能過剩，其效果只是暫時的。因此不管市場怎樣變化、商場怎樣發展、經濟學中的供給學派與需求學派怎樣爭鋒，投資永遠主導消費而不是相反；在經濟結構對稱的前提下，投資只能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經濟永遠不可能過熱。

　　陳先生指出，優化投資結構、産業結構，首先就要處理好國民經濟中主導産業、支柱産業與基礎産業的關係。不同的基礎産業、支柱産業與主導産業的構成與相互關係的背後，是不同的經濟學範式、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與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應該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對産業結構與産業關係作一番整體梳理。通過梳理偶然，藉以認清必然，樹立符合時代要求、符合中國國情、符合科學發展觀的産業觀。産業觀，就是通過産業政策體現出來的産業結構觀。産業觀的後面是發展觀。創新驅動型增長方式就是知識運營——知識增長型的增長方式。知識運營是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增長方式，通過知識對其他生産要素的滲透和整合，使知識在生産系統中佔主導，使知識産業成為其他産業的先導與主導，使人類由一次創業轉變為二次創業，使人類發展成為可持續發展。知識運營就是用知識運營帶動資本運營，用資本運營帶動資産運營，用資産運營帶動産品運營，用産業結構升級帶動産品更新換代，使知識産業成為其他産業的龍頭産業。知識運營的實質，是使第五次産業革命形成的資訊産業、第六次産業革命形成的知識産業同傳統産業之間從分離走向以知識産業為中心的統一。只有知識産業的龍頭化，才不但使新的知識産業同傳統産業走向統一，而且使傳統産業走向統一。知識是傳統産業統一的橋梁和紐帶。而只有知識産業龍頭化，才使這種橋梁和紐帶現實地滲透到傳統産業的各個領域中，使它們各自得以昇華和超越。對於工業上落後的國家來講，這種統一使它們可能不再重復那些污染工業、高耗能工業和剝削性經濟，借助知識文明儘快直接達到工業文明的繁榮，使之後來居上——既保持回歸自然的特色，又享受工業文明。知識運營就是用高層的經營活動統馭低層的經營活動，就是以知識産業為龍頭，以對人類第一次創業的成果——傳統産業——按生態原則重塑改造為途徑，以人與環境的協同為基礎，以人類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人的全面發展為歸宿。

　　早在十多年前，陳先生就提出了“反城市化”的思路。結合此次供給側改革對産業結構的調整思路，陳先生指出，人類社會的發展，本來就是從農村到城市，又從城市到農村，從城市化到反城市化的過程。反城市化不是返樸歸真，而是人類社會的否定之否定，是歷史發展的螺旋式。發展高速路——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資訊高速公路是縮小城市與農村、東部與西部、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差距的根本途徑，是開發中國時間、空間、知識資源的根本途徑。城市農村化與農村城鎮化是雙向互動的過程，把這雙向互動統一起來的仲介是高速路，因此高速鐵路、高速公路、資訊高速公路建設是我國的基礎産業、支柱産業與樞紐産業。以知識運營為主導産業、以基本建設為支柱産業、以高速路發展為基礎産業，就是全球性金融危機條件下中國的優勢産業——不是以某個産業為優勢産業，而是以整個産業結構為優勢産業。它不僅是優勢産業，而且是産業優勢；它不僅可以使中國經濟化解才能過剩，抵禦全球性金融危機，而且可以使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陳先生是最早從理論高度系統批判GDP增長方式的經濟學家。陳先生指出，供給側改革，就是要用生産力發展超越GDP增長，用知識運營增長方式包容資本運營增長方式，用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代替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用再生型經濟發展模式代替配置型經濟發展模式，用價值機制代替價格機製作為市場核心機制，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國民創新體系、國民創業體系代替國民産業化體系，用福利型國民經濟系統代替貨幣型國民經濟系統，用主客體對稱的對稱經濟學範式代替主客體對立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範式，用對稱代替均衡、對策代替博弈作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要阻止中國經濟增速下滑趨勢，使中國走出産能過剩危機，根本的、也是唯一的辦法，就是果斷停止以GDP增長為經濟增長目標、以GDP增速為經濟增長唯一指標的做法，以生産力發展為參照，對理論範式、發展模式、增長方式進行正本清源，使一切宏觀調控措施建立在對稱經濟、再生經濟的基礎上。

　　陳先生指出，産能過剩的本質是基本的經濟關係的不對稱。需求與供給的對稱關係本質上是經濟主體與經濟客體的對稱關係。走出民間投資消費雙疲軟、供給需求雙不足、經濟增速減緩這一困境的唯一齣路，是再生型財政投資搞基本建設，鼓勵和扶持創業。目前基本建設的重點應是農業知識化資訊化現代産業化、環保産業化、能源材料再生化、交通高速化、技術核心化建設。應把住房、教育與醫療納入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把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納入基本建設的範疇，果斷停止土地商品化、教育醫療産業化的做法。應當是財政投融資與扶持中小企業、鼓勵創業並重，並使它們有機結合。只有政府再生性長線投資與民間短線投資並舉，以前者為主導，以後者為基礎，才能可持續發展。

　　陳先生指出，解決産能過剩，用增量改革促存量調整，應該用稅率手段代替利率手段，用財政手段代替銀行手段。稅率高低那個有利經濟發展、稅收增減是否有利經濟復蘇，政府宏觀調控是治標還是治本、供給側改革是否能真正走出中國經濟低迷，取決於政府執政能力強弱。政府執政能力，包括政府清廉度與政府宏觀調控能力，屬經濟主體性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經濟主體性的具體體現。使銀行手段休息、財政真正成為資本運營的主體，是重塑國家經濟主體性的系統工程。這個系統工程的上層是傳統經濟學範式的轉換，中層是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底層是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而政府執政能力是這個系統工程的綜合功能。要從金融危機中各國政府刺激經濟計劃、我國産能過剩政府提出供給側改革的偶然性中看出重塑國家經濟主體性的必然性，從重塑國家經濟主體性的必然性中看出經濟學範式轉換、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必然性。國家經濟主體性既是這個必然性的産物，也是使這個必然性轉變為現實性的必要前提。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必須統一，當然是在再生經濟與再生經濟學、對稱經濟與對稱經濟學基礎上的統一。

　　陳先生認為，供給側改革，首先要確立科學的經濟理性，把價值機制確立為市場的核心機制。經濟是價值的創造、轉化與實現；人類經濟活動就是創造、轉化、實現價值，滿足人類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的活動。經濟是價值的創造、生産、實現，實現價值靠價值本身的價值而不完全是靠價格，靠價格實現的價值只佔價值的一小部分。任何財富只有在能給人帶來滿足感時，才能現實成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現實成為人的幸福因子的財富才是實現其價值的、現實的財富。沒有實現其價值的財富只是潛在的財富，不能實現其價值的財富只能成為累贅。財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錢為標準，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滿足人的需求為標準。經濟理性是價值理性而不是價格理性，以經濟為中心不是以金錢為中心，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不是價格機制。用價值機制取代價格機製作為市場的核心機制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一致的，社會主義生産目的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根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生産目的，供給側改革就是把人民實際生活水準的提高作為幸福的標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指標和目標。

　　陳先生指出，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使整個國家的經濟聯繫更加緊密，客觀上要求把整個國家看成一個經濟主體。像我們這樣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內市場最大、産業結構最齊全、産品門類最完整、各地區各具特色又發展嚴重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的主體性，應該包括創新—創造—創業機制暢通靈活的國民創新體系與國民創業體系，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産業結構完整的經濟體系、核心技術保密體系、金融危機防範體系、糧食危機防範體系、戰略物資儲備體系、內需導向型市場體系、民生保障體系、各區域優勢互補體系，以及為建立這樣的體系所必須的強有力的政府宏觀調控能力，而不是僅僅著眼于先天的和外國相比的要素稟賦、比較優勢，也不是資本積累、GDP增長與經濟規模擴大的速度。

　　陳先生認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核心機制的一致決定了衡量國家、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效益標準應該有不同的參照係。如果説民營企業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那麼國家、國有企業則應該以價值為效益的根本導向，用社會效益來主導經濟效益。供給側改革的目標，形成以國有經濟為主導、民營經濟為基礎、價值機制為核心、人民生活水準提高為歸宿，充分競爭、保障有力的完善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陳先生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是金融體制改革——由間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向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轉化，通過直接投融資體制建構遊資和遊資通道之間的對稱機制，使遊資由潛在生産力轉變為現實的生産力；通過直接投融資去杠桿化，減少企業融資成本與經營成本，提高企業主體性與經營效率，促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發展。建立直接投融資為主導的金融體制，不是供給側改革的權宜之計，而是建立在對歷史必然性認識的基礎上。早在10年前東南亞金融危機時，陳先生即已發文指出，當時的金融危機雖非全球化的，然而是全球性的，其宣告了全球經濟增長方式轉移、經濟發展模式轉軌、經濟學範式轉換的必然性；那麼，2008年開始的金融危機既是全球性的，也是全球化的，説明舊的金融體制與經濟增長方式又經過10年的苛延殘喘、餘熱發揮，已經使這種必然性轉變為現實性。而陳先生10年前開始提出來的理論，也就得到了10年來世界經濟發展實踐的驗證（見陳世清：《知識運營系列叢書提綱》，《中國經濟資訊》99年11期；《經濟領域的“哥白尼革命”》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