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構轉換期，觀察經濟形勢既要看GDP增速變化，還要看增長的推動力量以及增長結構，進而判斷這種增長趨勢是否可持續。這種深入的結構性觀察，比簡單的觀察GDP歷史數據規律得到的認識更真實。

　　●要充分把握“大國經濟”下經濟運作和數據的新特點，統一認識，提升宏觀調控能力，避免認識上的混亂帶來的行為上的偏差。

　　●對宏觀經濟的常態調控還應該借鑒預期管理方法，如果經常採取讓市場措手不及的神秘管理方法，會放大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也無法取得預想的效果。

　　2013年以來，中國經濟形勢越來越成為全球最熱門的話題之一。中國經濟地位的變化無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過去十幾年（2000年以來），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位置發生了巨大變化。2008年金融危機前，中國在全球經濟總量的比重較小，影響較為有限。金融危機後，中國經濟在全球中的地位快速凸顯出來，一躍成為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並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隨著中國在全球經濟地位中的變化，中國經濟增速也成為影響全球的大事。2008年金融危機時，我國經濟增速從10%以上跌到6%，國際市場並沒有太大反應，但現在中國經濟增速每下降0.1個百分點都會引起全球市場的緊張、每恢復0.1個百分點也會在市場迅速引起反應。最近幾年，世界對中國經濟特別關注，以至於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都要考慮中國因素，這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細微但深刻的變化

　　2001-2015年，中國經濟經歷了幾個不同時期。隨著每個時期經濟運作表現出的不同特點，人們對經濟形勢的認識和看法也應隨之變化。

　　經濟處在上行期時，人們對形勢的判斷往往不存在方向性分歧、只是對上行程度認識不同，很少有人關心經濟是否會回落，大家關注的是上行期能持續多久、是否存在泡沫。同樣，如果經濟處於下行期，例如經濟危機期間，很少有人會質疑下行的方向是否正確，人們關注的是下行的破壞力有多大、經濟衰退到底要持續多久。當前中國經濟可能處在一個新的時期，從2012到2015年，連續16個季度經濟都在7%－8%的區間內窄幅波動運作，既不是上行期，也不能説是下行期。在這個新時期，我們的傳統思維和觀察方法還沒有變。如果能認識到中國的經濟已經發生了變化，改變觀察與思維的角度，很多認識就能達成一致。

　　在結構轉換期，觀察經濟形勢既要看GDP增速變化，還要看增長的推動力量以及增長結構，進而判斷這種增長趨勢是否可持續。這種深入的結構性觀察，比簡單的觀察GDP歷史數據規律得到的認識更真實。

　　觀察中國經濟結構數據，可以發現各行業指標有“好”有“壞”。這種行業好壞並存的現狀，表明我國的經濟和産業機構正在發生細微但深刻的變化。在結構轉換期一般有三種類型的行業特徵比較明顯：一些行業發展速度較快，超過了正常經濟增長速度；一些行業正在萎縮，增速低於一般經濟增速，有些甚至出現負增長；還有一些行業一直保持比較穩定的狀態。

　　從“壞”的指標來看，目前比較悲觀、指標持續惡化的，大部分是高耗能、産能過剩和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六大高耗能行業的産值增速和利潤增速放緩，對整體工業增速産生了較大影響，但這些行業增速減緩恰恰反映了經濟結構調整的逐步推進；如果這些高能耗行業繼續高速增長，表明經濟結構仍未調整、經濟增長方式仍未轉換。

　　從“好”的指標來看，最近幾年高技術産業的發展速度一直快於整體經濟增長速度。金融危機之後，製造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升級，高端製造業增速始終高於工業增加值速度，2015年上半年電腦、通信設備製造業利潤增長19%，醫藥製造業利潤增長13.5%；出口方面，在國際市場需求萎縮的情況下，機電産品和高新技術産品的出口繼續保持正增長。透過這些數據，可以看到高新技術産業逐漸成為經濟增長新動力，中國經濟結構升級的步伐正在加快。高新技術産業的蓬勃發展，表明我國製造業正在從中低端向中高端轉型。

　　中國經濟的變化不僅體現在結構轉換上，從量級上來看，我國已經由小型經濟體變為大型經濟體。針對“大國經濟”的觀察要區別於小國經濟，必須用大國思維來管理調控經濟。用發展的眼光來看，隨著經濟體體量的增加，中國經濟在增長規律、調控方式等方面都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特點，一些傳統上行之有效的認識、策略突然變得無效，一些習以為常的數據規律也在産生變化，人們在面對不同於以往的經濟數字、經濟形勢時往往會産生認識上的分歧，對政策制定和市場行為都産生了影響。因此，要充分把握“大國經濟”下經濟運作和數據的新特點，統一認識，提升宏觀調控能力，避免認識上的混亂帶來的行為上的偏差。

　　管理大國經濟體要求管理者更加具有智慧，看問題必須要有經濟戰略縱深的考量。首要任務是經營好國內市場，而不是將希望都寄託在國際市場上，要堅定不移地推動由外需轉向內需、由投資轉向消費的戰略轉型。大國經濟的利益分配和資源配置有別於小國經濟，必須靠市場配置資源。建立適合中國特點的國家治理體系，速度效益，不可偏頗，內部外部，需統籌考慮。

　　駕馭大國經濟應注意思維理念問題

　　駕馭大國經濟的平衡之道要注意以下幾個思維理念問題：

　　更加注重規模平衡，高度警惕缺口風險

　　大型經濟體應該是一個平衡體，一旦出現了缺口一定要想辦法填補，否則就會産生一系列連鎖反應。近來中國經濟遇到的一些問題，與缺口管理不到位有關。缺口之一是凈出口下降産生的缺口。金融危機後，凈出口對GDP貢獻不斷下降，甚至出現了負貢獻。剛開始，我們主觀上判斷可以通過拉動內需來填補凈出口所産生的缺口，但對於如何從戰略上啟動內需並沒有前瞻性考慮，以致于大量短期應對措施倉促上陣。缺口之二是投資缺口。2009年第四季度開始實施的“4萬億”投資計劃，到了2011年突然急剎車，導致投資出現缺口，形成巨大的縱向市場收縮與橫向波及效應。2010-2014年，投資增長的速度不斷下降，尤其是政府投資突然減少，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逐步減弱。而觀察美國在經歷4輪量化寬鬆政策（QE）後，退出QE以及之後的加息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缺口之三是消費缺口。從道理上説，在出口萎縮、投資下行的情況下，必須通過增加消費來彌補缺口。2012-2013年，控制政府消費性支出是完全正確的決定，但我們沒有同步啟動私人投資與居民消費來彌補由此形成的缺口。

　　更加注意總量和結構的平衡

　　大國經濟體不僅有總量的問題，更有結構的問題。有時會出現結構不合理，甚至在總量過剩的情況下的結構性短缺。考慮大國經濟不能簡單地看幾個總量指標，要透過總量看結構。以鋼鐵産能過剩為例，2013年全國鋼材産量為10.7億噸，受制于技術水準，鋼材出口量僅為6234萬噸，但同時還有大量高端鋼材依靠進口，如新能源汽車、高鐵、大飛機、航太、船舶等重點領域的關鍵鋼材，高標準模具鋼、特種耐腐蝕鋼等高端鋼材産品等仍然不能自給。類似的情況也普遍存在於許多其他行業。我國目前是低端産能過剩，高端産能短缺，僅僅控制總量，解決不了問題。從産能的結構來看，政策選擇應該是有保、有壓、有增、有減。

　　注重借鑒西方經濟理論與經驗和走中國特色道路的平衡

　　很多人拿西方經濟的理論來衡量中國經濟的現實，也會産生“水土不服”。以去杠桿的政策建議為例，不同經濟增長階段、宏觀經濟環境，會産生不同的杠桿特點，所以判斷杠桿率是否過高是很困難的。但一些研究報告不顧中國實際情況，直接拿中國的數據與歐美等發達國家進行比較，一旦某個或某些指標的數值與國外有較大差異，就得出杠桿率過高的結論。殊不知中國經濟的很多特點並不同於歐美，以央行資産負債表特徵看，中國人民銀行的資産擴張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匯佔款、存款機構繳存的準備金等負債端驅動的，與美國聯儲的資産擴張有很大的不同，在貨幣杠桿的判斷上就幾乎沒有可比性。當前不能簡單地説中國經濟的負債率太高，更不能採取急功近利式的一次性去杠桿。事實上中國目前面臨很嚴重的通貨緊縮現象，如果杠桿率在短時期內下降到西方學者給出的經驗數據，可能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

　　注重市場力量和政府力量、傳統干預方式和市場預期管理的再平衡

　　作為大型經濟體，在已經全面融入國際市場的情況下，必須遵守國際市場的有效經濟規則。三十年改革實踐證明，市場化方向不可逆轉，經濟總量達到一定高度之後，政府的主導地位必須逐漸淡出，市場將扮演基礎角色。通過本輪股市的波動我們可以一窺市場的力量是多麼的強大，和當年已經不可同日而語。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首先是政府要逐漸退出競爭性經濟領域，讓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發揮基礎作用，同時轉換政府職能，解決政府管理缺位和不到位問題。

　　對宏觀經濟的常態調控還應該借鑒預期管理方法，如果經常採取讓市場措手不及的神秘管理方法，會放大宏觀經濟的不穩定，也無法取得預想的效果。直接調控的成本代價太高，有時會帶來一系列後遺症，大型經濟體在市場發揮基礎作用的時候，更應該注重預期管理，引導市場的預期。近年來，美聯儲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前瞻性指引，對開放的大型經濟體，預期管理比直接干預更加有效。

　　大國經濟應注意

　　三個問題

　　作為大國經濟，除了培養思維理念，還要重點關注以下三個問題：

　　一是真正實現經濟結構與增長方式轉換，關鍵是經濟升級，將工業升級提升為國家戰略。經濟要升級，工業能否升級至關重要，我國正處在産業結構調整與消費升級換代的交匯點上，怎樣適應國內消費需求發展趨勢，升級供給結構，提升産品檔次和技術含量，促進工業品生産由中低端轉向中高端，是經濟轉型的重中之重。提升有效供給能力的關鍵是高端裝備製造業的技術升級換代，可以起到“一石三鳥”的作用，一是拉動當前投資需求，二是通過創新産品喚起市場潛在消費需求，三是增強出口競爭力。政府應主動選擇戰略性産業，加大技術更新投資力度，提升企業家信心，拉動企業投資，增加有效供給，激發潛在需求。

　　二是要拋棄簡單經濟週期規律的行業復蘇幻想。始於1974年，席捲美國和歐洲主要工業國家的“鋼鐵危機”，在危機之初，很多人認為，這只不過是鋼鐵行業的又一次週期性下跌，實施上，這次危機的劇烈程度超過了所有人的想像。英、美、德、法等國鋼鐵産量下降近50%並伴隨大量工人失業。儘管20世紀80年代之後世界鋼鐵業又經歷了幾次復蘇，但是這些工業國家鋼鐵業就業人數再也沒有恢復到危機前的水準。隨著我國邁入開放的全球化時代，過去的規律和經驗可能失效，要拋棄對歷史規律幻想，鋼鐵行業是這樣，其他行業也是如此，很多傳統行業很難再回到往日的輝煌了。

　　三是著力提升微觀經濟活力與引導企業家預期。微觀活力不是簡單依靠政策刺激能解決的問題，關鍵在於引導企業家的預期。目前有些外國企業家已經看到中國經濟的變化，並在籌謀佈局，但國內的企業家卻普遍感到悲觀，宏觀管理怎麼引導企業家的預期至關重要。在大國經濟、開放的市場體制下，已經不能再靠“髮指示，做計劃”來刺激經濟，而是要努力通過引導企業家預期激活微觀經濟活力。

　　（作者係中國建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