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三駕馬車”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脫胎而來。而用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問題。這顯然是一個誤用。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1995年就已經提出，已經有20年，為什麼至今沒有實現？問題在哪？問題在於存在體制性障礙。

　　●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在體制上消除體制性障礙，建立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經濟體系，也就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日前在參加由中國經濟時報社主辦的第七屆中國經濟前瞻論壇時表示，面對當前嚴峻的經濟形勢，如果用刺激需求的辦法來拉動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最終只有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靠創新、效率提高來實現，最終推動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依然嚴峻

　　現在中國經濟面臨嚴峻挑戰，這個挑戰概括地説，就是中央講的 “三期疊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疊加”中的第一個期是經濟增長換擋期，也就是經濟增長減速。第二個期是結構調整陣痛期。優化經濟結構的過程不會輕鬆，需要付出成本，會産生陣痛。第三個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前面兩期出現後，政府就加強刺激政策，它造成的結果是整個國家的資産負債表負債率太高，杠桿率越來越高。杠桿率升高，會發生系統性危機。“四降一升”是指經濟增速下降、工業品出廠價格下降、實體企業盈利下降、財政收入增速下降，加上經濟風險發生的概率上升。

　　應對挑戰關鍵依靠創新和效率提高

　　面對這些挑戰，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決定，要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

　　經濟學界，對於這些挑戰發生的原因和應對方法出現了分歧。主要有兩種分析方法和兩種不同的結論。

　　第一種分析方法從“需求側因素”分析。他們認為，為什麼發生增速下降？是因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投資，消費，出口）沒有力量了，拉不動了，即需求不足造成了GDP增長速度下降。用這種分析得出的結論是，要拉動經濟增長就要增加需求，包括消費需求、出口需求。雖然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但是成效並不明顯。最後就是繼續沿用增加投資需求的辦法。從2009年開始一直採用這個辦法“擴需求、保增長”，比如，2009年的4萬億經濟刺激措施，近10萬億的貸款。從2009年，經濟學界就有人對這種做法提出不同意見。從經濟學理論上來説，所謂“三駕馬車”是從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脫胎而來。而用凱恩斯的短期分析框架去研究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問題。這顯然是一個誤用。這個辦法實行這麼多年以後，到現在出現兩個問題：第一，投資效果遞減。2009年的時候4萬億投資、10萬億貸款一下去，經濟馬上反彈，增長幾個百分點，但是越到後來效果越差。2014年效果就非常短暫，只起了一個季度的作用，2015年完全沒有作用。第二，資産負債表裏面的負債率積累得越來越多。到去年中期，中國的三個資産負債表，居民、企業和各級政府的杠桿率，即負債對GDP的比例遠遠超了警戒線。一般認為這個比例在百分之二百以上就是警戒線，到了去年中期，低的估計是百分之二百五十，高的估計是百分之三百。其中負債率第一位的是企業，當他們的杠桿率高了以後，導致經濟運作某些環節上出現斷裂，引發“跑路”現象。一旦這個爆發點多了以後，它有傳導效應和連鎖反應，就容易出現系統性危機。所以，看來用刺激需求的辦法來應對現在面臨的挑戰是不現實的。

　　第二種分析方法是從“供給側因素”分析。對於長期經濟發展，應該去分析供給側的因素出了什麼問題。所謂供給側的因素，就是決定GDP總量和GDP的增長因素是什麼。從供給側來説，主要有三個因素：投資、勞動、效率。現在中國的問題是，人口紅利已經沒有了，新增勞動力正在減少，而且減少速度相當快。這麼多年用投資拉動增長，已經造成這麼大的問題。經濟運作中出現的問題主要歸因于效率太低。“以前，我們不需要很多的自主創新，只要購買外國設備和技術，生産技術水準就會很快提高。但是，隨著一般的生産技術水準跟外國很接近了，要用簡單的購買外國設備、引進外國技術來提高一般的技術水準的路子已經走不通了，必須自主創新。從供給側的分析得出的結論是，我們要應對挑戰，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增長方式和發展方式要轉軌，要找到新的動力，只有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從原來靠投資轉向靠效率提高，或者TFP（全要素生産率）的提高。”吳敬璉説。

　　這兩種不同的分析方法得出了不同的結論。要從根本上應對面臨的挑戰，就是要靠創新、靠效率提高或者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體制性障礙致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難實現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供給的品質和效率，這是供給側改革的實質。實際上，這個問題早在1995年制定“九五”計劃建議裏面提出來的。雖然之後有一些提法上的差異，但實質內容是一致的，比如，“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要以提高經濟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要著力推進以提高供給品質和效率為目標的供給側結構改革。還有多年前提出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它們的實質性內容是一致的，都在於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投資驅動到效率驅動的轉型。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已經提出20年，為什麼至今沒有實現？問題在哪？”吳敬璉認為，問題在於存在體制性障礙。這種體制性障礙主要包括兩方面：第一方面，把GDP增長看成是政績的主要指標。第二方面，各級政府擁有太多的資源配置權力。這兩方面加在一塊兒就構成了各級政府都要運用它手裏資源配置的權力去營造GDP的高速增長。現在面臨的還是這個問題，就是怎麼能夠打破這種體制性障礙。

　　吳敬璉表示，這個舊體制的核心問題就是在資源配置中到底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還是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已經做出決定，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逐漸改造這個舊體制。所以成敗的關鍵就在於，能不能按照中共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和五中全會的決定，落實各項改革措施。

　　關鍵在於切實推進改革

　　把這一切總結起來，我們應該採取的方針就是在穩住大局，保證不發生系統風險的條件下，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儘快按照十八大以來中央的決定，在體制上消除體制性障礙，建立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經濟體系，也就是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下一步，我們應該加快推進這些改革：從簡政放權到制定市場進入的負面清單和對政府授權的正面清單；金融改革要全面深化，現在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的進度很快，超出了原來的預期，但是包括股市監管在內的其他方面的改革如果沒有加以支撐和跟進的話，只是在這兩個金融價格的市場化方面單向出擊，仍然存在金融市場不穩定的問題；財政體系亟須完善；國有經濟和國企改革亟待展開；競爭政策的全面實施亟須提到日程上來，現在不只是國有企業有很多行政壟斷權，有些私營企業也靠吃偏飯得到一些政策優惠，一個企業如果得到了政策優惠就等於打擊了其他企業，就使得競爭無法開展，所以競爭政策必須全面實施；建設自貿區，開創對外開放的新局面，營造一個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教育體系改革、法治建設也要加快推進。法治建設也非常重要。因為十八屆三中全會説要建立一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什麼叫有序？有序就是法治化，最主要的“序”就是法律。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即去産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些問題都是長期積累的，現在時間拖的太久，在短時間內要將結構扭曲扭過來，有相當大的難度。而且原來的結構與他對應的是一套利益結構，要改變原來的結構變成一個新的有效的結構，就連帶著利益結構調整的問題，這個利益結構的調整也是非常艱巨、複雜的任務。在這個過程中還會碰到一個問題，中央提出調結構，老辦法又來了，依然用行政辦法調結構，怎麼辦呢？一個是要靠市場、靠競爭，通過競爭發揮獎優罰劣、優勝劣汰的作用去實現結構優化。當然這個過程中會發生很多問題，譬如説去産能，職工怎麼辦？十八屆三中全會説了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比如，首先有一條是中央提出來社會政策要托底，這個托底的任務就在政府身上了。所謂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不是説要像老的辦法那樣政府到處用行政命令解決問題，而是政府要發揮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政府應該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