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GDP增長率由2010年的10.4%下行到目前的7.0%左右。在這種情況下，唱衰中國、中國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幾率增大等聲音又起。那麼，步入新常態後，我國能否以及如何實現對“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功跨越？對這個問題，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作出符合發展規律的研判。

　　“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依然存在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6年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中提出的概念。該報告通過對二戰後一些國家經濟的回顧性觀察，發現大多數國家在進入每人平均GDP3000—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階段後，由於資源佔有不合理、收入分配不公、技術進步遲緩、社會矛盾集中爆發等原因，致使經濟社會發展長期陷入停滯狀態，只有日本、南韓等少數國家例外。總結這一帶有普遍性的現象，就將每人平均GDP5000美元左右經濟發展相對停滯階段稱為“中等收入陷阱”。

　　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2008年我國每人平均GDP達到約3300美元，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1年達到約5400美元，進入發展容易停滯的階段。然而，我國經濟並未停滯，每人平均GDP于2012年達到約6100美元，目前達到約7800美元，跨進中高收入門檻。不過要看到，這是一個水準不高的中高收入。目前，發達經濟體每人平均GDP普遍達到四五萬美元，世界每人平均GDP已超過一萬美元。當然，眾多低收入國家是“被平均”的。而我國距離每人平均GDP11000美元的中高收入上限尚有較大差距，因而“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依然存在。能否成功跨越這一陷阱，是對我國“十三五”時期發展的一次大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通過的一道關隘。

　　減速不失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方略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減速是合乎規律的現象。這一減速既有直接原因，也有深層次原因。

　　直接原因需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分析。2011年到2013年，我國消費、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下降，特別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後世界經濟不景氣影響，出口的貢獻率甚至下降到負數，唯有投資的貢獻率不斷增大。2014年和2015年第一季度情況有所好轉，消費、出口增速和貢獻率均有所提高，不過投資獨大局面並未根本改觀。加之邊際投資效益遞減規律發生作用，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持續下降，導致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

　　深層次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滯後。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拉動，投資主要投向“鐵公基”，致使鋼材、粗鋼、水泥等在過去30多年實現了二三十倍的超高速增長，粗放外延式擴大再生産致使發展不可持續性增強。二是經濟結構失衡。以GDP論英雄和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最容易引發項目、投資爭奪戰，重復引進、重復建設、結構失衡、産能過剩致使經濟效益下降。三是人口紅利衰減，勞動力成本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新增GDP中約有1/4—1/3是新增勞動創造的，得益於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黃金時代”提供的人口紅利。2010年，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達到74.5%的峰值，撫養比下降到34.2%的最低值。但越過這一拐點後出現相反的趨勢，勞動年齡人口占比下降，撫養比上升。在此背景下，經濟增速自然會下降。四是資源短缺瓶頸收緊，生態環境逼近上限。粗放發展方式的一個直接後果，是自然資源大量消耗、稀缺性加劇，能源資源對外依存度迅速提高，生態環境承載力不堪重負。

　　認識我國新常態下經濟減速的必然性，是為了順應和駕馭規律，尋求適宜的發展速度。如果以2014年GDP636463億元、人口136782萬、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匯價6.1224為基期，按照GDP年均增長7.0%、5.5%和4.0%的高、中、低三種方案預測，到2020年、2025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分別為：高方案10834美元、14987美元，中方案9954美元、12831美元，低方案9135美元、10961美元。總體判斷是，只要未來經濟不發生大的起伏，我國就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不同方案跨越的時間相差較大：按高方案，“十三五”時期結束即可基本跨越，中方案到2022年、低方案到“十四五”時期結束方能跨越。

　　經濟增長與就業關係密切，從一定意義上説，保增長、穩增長就是保就業、穩就業。近年來的統計數據顯示，GDP增長1個百分點可帶動130多萬人就業，城鎮登記失業率可下降0.5個百分點左右。2014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9%，2015年要控制在4.5%以內，故GDP增速可有1個百分點下調空間。如果將失業率5.0%作為上限，則GDP增長率存在2個百分點的下調餘地，只需維持在5.4%以上。跌破此警戒線，失業率升至5.0%以上、GDP增長率降到5.4%以下，對經濟運作和社會穩定影響較大，應當避免。

　　減速不失速，是新常態下經濟發展應有的訴求。容忍減速，如前所述，只要經濟增速保持在5.4%以上，也即保持中方案的增速，各項目標的達成就不成問題；不容忍失速，是因為一定的經濟增速除了為保就業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必需，還是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的必要條件。固然，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需要將過高的經濟增速降下來，如同汽車轉彎時需要踩剎車減速；但是，如果減速變成失速，轉方式、調結構、惠民生就會失去基礎和動力，如同飛機失速就要釀成失事。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發達經濟體經濟集體失速，至今難以擺脫困境；亞洲、拉丁美洲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濟長期陷入停滯，掙紮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都是經濟失速的惡果。容忍減速而不容忍失速，爭取高方案、守住中方案，是經濟新常態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要義和基本方略。

　　以速度換效益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社會擴大再生産有增加勞動量和提高勞動生産率兩條途徑。改革開放伊始，我國正值人口年齡結構變動“黃金時代”初期，人口和勞動力比較優勢顯著，經濟發展順理成章地走上以增加勞動量為主的軌道。改革開放釋放了社會資本活力，解放了生産力，投資擴大加上近乎無限供給的勞動力成就了30多年的經濟持續增長，創造了幾近10%的超高速增長率。然而，這樣的超高速在成就經濟增長的同時，也使發展方式、經濟結構、資源環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矛盾和問題積累起來。

　　速度與效益不對稱，反映了當前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和問題。經濟發展方式粗放，重投入、輕産出，重數量、輕品質，突出反映了經濟效益不高的問題；經濟結構失衡，重復建設、重復生産、産能過剩，嚴重影響經濟效益提高，甚至使經濟效益為負值；不計成本鋪攤子、搞建設，資源環境瓶頸凸顯，導致邊際投資效益和生態效益大幅度下降；收入差距擴大嚴重損害社會公平。這些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

　　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手段總是相伴而生的。既然速度與效益不對稱由速度偏好而起，那麼，解決問題就要從去除速度偏好開始，以犧牲一點兒速度換取效益的有效提升。應當説，中央很早就關注到效益問題。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到2000年工農業總産值翻兩番時，前面就冠有“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可惜，這個前提常常被忽略或遺忘，只講翻番不談效益，這才使速度與效益不對稱日益加深。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以提高發展品質和效益為中心”，特別是提出創新發展等五大發展理念，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法寶。

　　當然，提出以速度換效益，並不是速度越低越好，更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符合客觀實際的速度，不要不顧效益的速度。發展是硬道理，發展自然是具有一定速度的發展。前面提出的高方案至中方案的經濟增速，就是適宜的、可以達到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速度。利用由高速到中高速增長騰出的空間，針對目前經濟運作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推進旨在提高經濟效益的改革，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逐步實現向低投入、高産出和低消耗、高效益轉變；調整經濟結構，完成向現代産業結構、現代經濟技術結構轉型；加速由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提高發展的品質和效益；堅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基本國策，加快提高生態環境效益等的改革，就能逐步解決速度與效益不對稱的矛盾，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及的是，在勞動年齡人口供給越過劉易斯拐點、投資加勞動力無限供給發展模式終結以後，把提高人口素質、實現由人口紅利向人才紅利轉變放到突出位置，是提高勞動生産率和經濟效益的關鍵。走以提高勞動生産率為主導的發展道路，是實現經濟增長與效益提高均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理性選擇。(田雪原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