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社會，指在我們看不到的角落，有潛在法則暗暗起效，被黑色幕布遮掩處，恰是人們的隱私、權益被暴露、利用、加工販賣的狂歡之所。現代社會，人們已經無法查清自己被“販賣”的次數，在大數據的牽引下，我們已成為資訊時代的透明人，是無數利益機構“精準行銷”、“策略行銷”的對象。

　　假如僅僅是商業上的“超服務”，尚可接受，但若是我們在網際網路中留下的所有蛛絲馬跡都被過度解讀，無限聯想，對我們可能就是一場災難。比如，A君在網上購買了一些糖尿病輔助食品，被有心的大數據運營公司記錄為“糖尿病患者”，而後在求職過程中屢屢受挫，卻始終不知導致被拒的原因是“被糖尿病”了……大數據帶來的誤解令我們百口莫辯，甚至年少輕狂時在網上偶發的言論都被當成“呈堂證供”。

　　大數據技術在給人們帶來便捷的同時，也滲透進人們生活的所有公共和私人空間，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們的行為、特徵、語言，被一遍遍計算、算計，繼而給貼上各種各樣標簽。我們的日常生活被打擾，卻鮮有申訴的權利。沒有人能完全弄清數據黑箱裏究竟裝了哪些運演算法則，也沒有人能夠在智慧計算中“獨善其身”。

　　美國馬利蘭大學教授弗蘭克·帕斯奎爾在《黑箱社會：控制金錢和資訊的數據法則》中，深度分析了網際網路時代，各類數據收集挖掘企業是如何仔細檢索、審視我們的生活和習慣，設置我們的生活議程，控制我們的視野範圍，甚至左右社會的政治走向。帕斯奎爾如一名向社會不公現象宣戰的鬥士，他曾在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上叫板谷歌、微軟、雅虎，與他們的法律總顧問對峙。在書中，作者再燃憤怒之火，劍指那些掌握資訊技術大權的網際網路大鱷如何操控我們的生活，設置不平等規則，將他人命運甚至整個經濟社會的未來操縱于掌心。

　　號稱“不作惡”的谷歌，在本書中成了眾矢之的。作者指出，“我們越是依賴於搜索引擎和社交網路來尋求所需，實現所想，這些公司的影響力就越大。”起初，谷歌只是對海量網際網路數據整理、歸納、匯總，幫助用戶迅速找到需要的頁面，只是一個服務的角色。伴隨其在商業上的成功，客戶群體不斷拓展，谷歌擁有了幾乎超越政治力量的權力，開始反客為主，定義世界。

　　英國“Foundem”垂直搜索引擎公司，是搜索領域新生兒，於是被谷歌玩弄于股掌之間，只要谷歌對其做出搜索降級的“處分決定”，這家公司就難以在用戶搜索關鍵詞“價格對比”時出現在靠前的頁面中，這對於一家網際網路企業而言無異於滅頂之災。谷歌稍動手腳，一家風光一時的企業就會在網際網路中石沉大海，而谷歌想捧紅哪家企業，也只要將其置頂，這家企業就會擁有源源不斷的點擊率。當公眾質疑其搜索結果的公正性時，谷歌總會有相當多的理由以及技術秘密搪塞用戶，只要谷歌不掀開自己的“技術黑箱”沒有人知道裏面究竟裝的是規則與秩序，還是權利與利益。在流量為王的時代，谷歌倣若商業世界的帝王。當然，擁有這種權利的網際網路企業，絕不僅止谷歌一家，臉譜網、推特這些大型網際網路企業在各自的領域亦有著相似的能量。

　　技術秘密是大型網際網路企業的萬用擋箭牌，即使在立法機構的一次次調整中，網際網路企業也總能在現實的變通中，完美規避法律。

　　在美國的政治競爭中，網際網路企業也會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可以決定人們對某位候選人的認知度和整體印象，還可以設置話題議程，左右輿論風向，其強大的排序能力已經遠遠超出其技術所應伸出的觸角。一個被大型企業壟斷的世界同獨裁統治的世界一樣可怕，一股缺乏有效制衡的“超力量”必然會不斷地製造社會的“暗箱”，將規則與公平關進籠子，而放出來的則是金錢與權利的慾望之火。

　　作者指出“主流的網際網路和金融機構對用戶隱私、尊嚴和公平性這些重要價值構成了可怕的威脅，這種威脅越來越與政府權力交織在一起，並且往往被暗箱操作和無關干擾所遮蔽。要想將政治進程從過時和利己的車轍中拉出來，我們就必須對新的情形有所認識。”認清政府、大型企業之間的利益關係，更有助於我們看到很多社會問題的成因。如同華爾街的貪婪並不能一味從金融大鱷身上找出處一樣，其背後錯綜複雜的利益格局，信用評級機構、金融監管者及立法者間相互纏繞的關係，才是問題的癥結。在本書中，作者也用相當篇幅介紹了金融領域“大數據”作惡的案例，背後同樣是人對數據的誤用與濫用。

　　黑箱社會，是資訊文明的副産物，源於人對技術的無節制，需要更好的制衡力量，去監督數據的蒐集佔有者，公示其數據收集、加工、製造規則，讓其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權利在陽光下接受“消毒殺菌”。揭開大數據黑箱的幕布，需要政府、企業及民眾的共同努力，聯手構建一種新型的有效的“數字秩序”。

　　從根本上説，打開黑箱社會的鑰匙，並不是大型企業的良知覺醒，也不是政府突然放下手中的利欲權杖，突然變得耳聰目明手腳利落，而是要在體制機制上進行更深入探討。寄望于政府與社會的公共監督，便需要一種良好的社會治理機制，讓監督能夠發揮作用，讓民眾有申訴的權利和途徑，讓政府能夠超越利益迷局，以天下為公；要讓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則需讓這種社會責任成為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競爭的優勢，同時也要極力培育中小企業發展壯大，避免他們在嬰幼兒階段就被扼殺于搖籃中，市場充分、有效競爭同樣也是制約大企業行為失控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