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全面二孩”政策的提出到日前的決定印發，關於緩解女職工再生育的後顧之憂問題一直是輿情關注的焦點。

　　究竟要不要二孩，在北京某事業單位工作的32歲的張雨欣一直猶豫不決。一方面，她想多個孩子，家裏熱鬧些，但每每想起6年前生育一胎時的種種遭遇，孩子出生以來的養育成本，以及隱形的職場壓力，她總是徘徊不已。

　　記者採訪發現，不少像張雨欣一樣的職場女性患上了“恐二症”——在想生二孩的意願和現實條件之間糾結。而這些現實條件主要包括生育成本、養育成本以及女性的職場歧視等。

　　生育遭遇建檔難

　　專家建議：可優先選擇就近的綜合醫院産科或婦幼保健院就診，以緩解三甲醫院建檔壓力。現代醫學手段在婦産手術的操作技術與産後護理等方面已經非常成熟，非三甲醫院也可滿足正常生育需求。

　　2010年3月的一天，張雨欣發現自己懷孕了，興奮過後，她開始焦慮起來。因為北京市三甲醫院婦産科資源十分緊張，多數要求須在懷孕6周左右建檔。一番詢問後，張雨欣發現很多醫院的建檔名額早已排到了兩年以後，她有點急了。

　　“6周什麼概念？就是你必須在知道懷孕後，第一時間辦齊所有建檔手續。”回憶起當時建檔的過程，張雨欣至今曆歷在目：變更戶口本身份為“已婚”，找“黃牛”掛號抽血化驗證明懷孕，冒著“限行”罰款的危險去夫妻雙方單位開具各種證明，去社區醫院辦理《母子健康檔案》……

　　每一項都需要時間，卡在任何一環上，都有如期建不了檔的危險。雖然順利建檔、生産，但張雨欣的煩惱並沒有結束。4個月産假後，她又當上了“背奶媽媽”，躲閃在衛生間裏、辦公桌下，為孩子積攢口糧。

　　張雨欣6年前的經歷並不是個案。在網上，早已有網友總結出“北京孕婦建檔流程”、“北京20家三甲醫院産科建檔攻略”、“外地人在京生孩子建檔所需資料攻略”等熱門帖子，建檔難由此可見一斑。

　　對於大醫院的“擁堵”，南開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教授原新在接受採訪時表示，由於生孩子是一次性投入，一般家庭都想選擇在最好的醫院生産，於是造成三甲醫院“一床難求”，而非三甲醫院“産床過剩”的情況出現。

　　這一狀況也得到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楊慧博士的印證。楊慧介紹，多年來我國每年新生兒數量基本維持在1600萬左右，就現有的醫療資源而言足夠滿足生育需求，“只是有限的優質資源，難以滿足人們都想擠進去的慾望”。

　　據原新介紹，現代醫學手段在婦産手術的操作技術與産後護理等方面已經非常成熟，在二級醫院生産與在三甲醫院沒有太大差別，均可滿足正常生育需求，“反而‘扎堆’三甲醫院，不一定能獲得最好的醫療環境”。

　　對此，楊慧建議孕産婦，可優先選擇就近的、便利的綜合醫院産科或婦幼保健院就診。從政府角度，她認為要不斷提升非三甲醫院的孕檢技術和服務品質，這樣就可以把一部分人分流，以緩和三甲醫院的建檔壓力。

　　養育“套牢”成孩奴

　　專家建議：國家和社會應採取措施，通過發放育兒津貼，在少年宮、兒童中心等公共教育服務領域增加公共財政支付比例等形式，減少家庭支付比例，降低年輕父母在養育子女方面的成本付出，緩解其後顧之憂。

　　英語班1.2萬元，圍棋班8800元，游泳班8000元，繪畫班8000元……張雨欣在記事本上如是記錄下孩子一年內各種輔導班的花銷。

　　之所以給孩子報這麼多興趣班，張雨欣告訴記者，主要是“幼兒園不教知識，只是帶孩子唱唱兒歌、做做遊戲。”但四五歲的年紀，正是發展孩子興趣、學習技能的“黃金時段”。而公共的兒童中心和少年宮“經常要半夜拉著小板凳兒去排隊”，根本報不上名。學校和社會公共資源不足的情況下，她只能花高價來全面培養孩子。

　　但“不教知識”的幼兒園也不是説進就能進的。相比私立幼兒園動輒三五千元的月收費，張雨欣還是選擇了1500元每月的公立幼兒園。

　　誰知報名當天，幼兒園老師一連串直白的提問讓她瞠目結舌：“你和孩子爸爸、爺爺、奶奶都是做什麼的？你們能給幼兒園帶來什麼？”為了能讓孩子順利入學，無奈之下，張雨欣乖乖地交了高額贊助費。

　　不久前，細算工薪族育兒成本的網文“各大城市育兒成本排行榜”在坊間熱傳，“張雨欣們”不禁驚嘆道，“攢多少錢才養得起小孩？”

　　優生優育的背景下，家長都想讓自己的孩子“成龍成鳳”。楊慧介紹，以盈利為目的的社會培訓機構，借著“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口號大行其道，很多家長害怕孩子“落伍”，産生盲目“報班”的攀比心理，極大地提升了教育成本。

　　“調研中，我們發現一些老師在課堂上沒有把最關鍵的知識點教給孩子，而是通過開課後輔導班的方式傳授知識。為了得到老師‘關照’，很多家長迫於壓力，只能報名讓孩子上輔導班。”楊慧告訴記者，由於缺乏監管以及難於對老師進行量化考評，部分城市1個孩子1年上1門課外輔導課的費用高達2萬元，“同時上好幾個班，家長根本‘吃不消’。要二孩，養得起嗎？”

　　對此，原新認為，國家和社會應採取措施，通過發放育兒津貼，或在少年宮、兒童中心等公共教育服務領域增加公共財政支付比例，以減少家庭支付比例，減輕年輕人在養育方面的成本付出和後顧之憂，幫助其把第二個孩子生出來、養成人。

　　期待制度設計兜底

　　專家建議：政府就生育保險進行兜底設計並承擔相應責任，對雇傭女職工多的單位，給予一定補貼和獎勵。適當延長生育假並增設“父母育兒假”，改變男性是“勞動者”，女性是潛在“生育者”的刻板印象，保障女職工生育權。

　　採訪中，不少職場女性表示，求職時都會被問及“婚育狀況”這個“必答題”。而晉陞，同樣面臨這個問題。

　　“要二孩的話，‘咣當’半年不來，誰還敢再重用你？”如今，32歲的張雨欣是單位的骨幹，正處於事業上升期。面對生孩與升職，她左右搖擺。張雨欣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國家衛生計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日前表示，實施全面二孩政策會面臨一些挑戰，如女性就業難度加大，就業性別歧視可能加重等。

　　“任何一個公共政策都是利弊兼有的。”在原新看來，延長生育假的獎勵是對女職工的保護，保障了女職工的就業權利，且産假期間的收入對女職工和孩子都有利。“但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的確增加了企業用人成本。”

　　事實上，對於參加生育保險的用人單位，女職工生育期間的生育津貼(即産假工資)是由生育保險基金支付的；而沒有參加生育保險的用人單位，女職工的生育津貼需用人單位承擔。在楊慧看來，雖然生育保險費率從1%降至不超過0.5%，但由於該費用完全由用人單位承擔，一些用人單位為節省成本，不為女工繳納生育保險費，或乾脆不招女職工，甚至一旦發現女職工懷孕後會想方設法將其辭退。這種做法不但增加了家庭生育成本，而且加大了女性職業發展風險。

　　2015年9月，國務院發佈的《中國性別平等與婦女發展》白皮書顯示，2013年，全國女性就業人數為3.464億。而2014年《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11－2020年)》實施情況統計報告顯示，女性參加生育保險的人數只有7407萬，僅為女性就業人數的21.4%。同時，楊慧介紹，由於個人身份不能參加生育險，很多靈活就業的女性，如個體工商戶或者自雇人員，社保機構不單獨受理其生育保險，這導致了參保率較低，進而在某種程度上加重了女性就業壓力。

　　“五大險種中，唯獨生育保險全部由用人單位繳納，國家沒有相應的財政投入，用人單位繳多少生育基金有多少。”楊慧認為，隨著全面二孩放開以及生育數量的增加、生育保險統籌層次偏低，極有可能導致生育基金虧空，這需要政府就生育保險兜底並承擔相應責任，並對雇傭女職工多的單位，給予一定的補貼、獎勵。

　　“在調研時，我們發現很多用人單位默認男性是‘勞動者’，女性是潛在‘生育者’。”在楊慧看來，這是對“男主外女主內”觀念的強化和複製，導致女性就業遇到很多困難和歧視。

　　“有關人士正在建議增設‘父母育兒假’。”楊慧介紹，“如果在孩子生病或日常照料期間，爸爸媽媽都可以休‘父母育兒假’，而不是把孩子照料的負擔都甩給女性，這樣將有利於減少用人單位對女性的刻板印象。”（記者 李丹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