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30多年來，我國積極擴大開放，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創造出了出口奇跡，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中心。TPP將我國排除在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對我有歧視效應，結果可能使現已形成的全球價值鏈格局發生變化，削弱我國作為全球價值鏈中心的地位。第二個挑戰是，一旦TPP所提供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模式，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並被看成“黃金規則”，勢必對我國産生歧視效應。

　　●當前國際市場上引進外資競爭激烈，美國主導的TPP協定對於我國引進外資具有轉移效應。我國引進外資的優勢主要依靠我國市場和産業規模的優勢，在制度和投資環境方面，許多需要進一步改進。所公佈的《自貿區戰略》特別強調了給予外商“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改革的緊迫性。

　　●全球價值鏈是我國對外開放所形成的一項重要資産，在新的時期我國需要做好兩項工作。一是促進價值鏈在國內的延長和升級；二是積極打造中國企業自己的全球價值鏈。除了放寬外資準入外，《自貿區戰略》中特別提及了擴大服務業開放、提升貿易便利化水準、保護智慧財産權、推動自然人流動等有助於延伸全球價值鏈和促進價值鏈升級的措施。同樣，類似的措施應該應用到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方面，促進我國企業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和壯大。

　　12月17日，我國政府公佈了國內外期待已久的《關於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若干意見》（簡稱《自貿區戰略》）。該指導意見首次明確了我國自貿區戰略的目標、地理佈局和重點任務。

　　當前，我國作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大國和第二大經濟體，正處在2020年實現小康社會建設目標的關鍵時期，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任務繁重，經濟增長面臨著改革開放以來最嚴重的下行壓力，轉型升級也面臨嚴峻挑戰。在國際上，美國主導的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在貿易和投資方面對我國具有歧視效應，我國出口增長正在經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為嚴重的時刻。此時出臺《自貿區戰略》對於促進我國深化改革開放，經濟轉型升級，確保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我國順應全球經濟主流趨勢，克服外界不利因素，積極應對國內外經濟挑戰的一個明智之舉。

　　當前世界自由貿易區發展的特徵與影響

　　全球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大致經歷了“舊區域主義”和“新區域主義”兩個時代。

　　20世紀60年代，“舊區域主義”曾一度流行世界，其最有代表性的是1957年歐洲共同體（歐盟的前身）的建立，以及隨後建立的歐洲自由貿易聯盟和在拉丁美洲陸續成立的一些關稅同盟區。“舊區域主義”的突出特徵是自由化範圍只涉及貿易，人們關心的問題是自貿區成員彼此消減關稅所産生的結果是擴大貿易，還是使貿易從高關稅國家轉移到低關稅國家。

　　今天的“新區域主義”，即發達國家主導的現代自貿區協定，重點是投資的自由化，核心是全球價值鏈問題。傳統的貿易自由化談判以雙方互惠為基礎，即一方的關稅減讓以對方給予同等的減讓為前提條件。但是，現代自貿區談判這種互惠的減讓基礎已經不復存在，那麼互惠的基礎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呢？關鍵是發展中國家有著強烈的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和引進外資的願望，這一願望正好和發達國家希望擴大對外投資的意願相吻合。因此，九十年代以來“新區域主義”所展示出來的基本特徵是：主張開放的小國主動與大國融合，由於大國開放程度高，因此，一般只做少量的承諾，而小國則往往做出大量承諾，以換取外資的進入。

　　當前，我國自貿區建設中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今年10月5日由美國、日本等12國簽署的TPP協定。挑戰主要來自兩方面。首先，TPP可能導致全球價值鏈重新佈局。TPP雖然號稱覆蓋範圍廣，但是從貿易便利化、原産地規則、商人臨時進入、投資、服務貿易、電信、金融、競爭政策、國有企業、智慧財産權、中小企業、投資爭端解決等條款的內容看，基本上或者相當部分是圍繞著消除或者減少全球價值鏈中所存在的障礙展開。過去30多年來，我國積極擴大開放，深度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創造出了出口奇跡，成為全球價值鏈的中心。TPP將我國排除在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對我有歧視效應，結果可能使現已形成的全球價值鏈格局發生變化，削弱我國作為全球價值鏈中心的地位。第二個挑戰是，一旦TPP所提供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模式，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並被看成“黃金規則”，勢必對我國産生歧視效應。面對挑戰，我國最佳的應對策略不應是置之不理，而是主動應對，積極化解外界因素對我所産生的不利影響。因此，此時公佈我國的自貿區戰略具有深刻的國內外背景和重大的戰略意義。

　　我國自由貿易區戰略的發展歷程

　　自從2005年我國與智利簽訂第一個自由貿易區協定以來，到目前為止，我國已與東盟、紐西蘭、新加坡等12個國家簽署了自貿區協定。總結起來，早期和我國簽署自貿區協定的國家有以下幾個特徵。一是貿易夥伴要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二是貿易夥伴主要出口自然資源和農産品，一般包括投資條款，以推動資源開發上的合作；三是談判對手一般不是貿易集團，而是某一區域貿易集團的成員；四是貿易夥伴一般在貿易上依賴我國，而我國對其依賴少。

　　進入21世紀後，美國極力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建設，計劃到2020年建成亞太自貿區。與此同時，亞洲經濟一體化也出現加快的勢頭，中國、日本、南韓相繼與東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10+3的一體化模式出現；隨後，印度、澳大利亞、紐西蘭也與東盟簽訂了自貿協定。

　　為了順應變化的國際形勢，2007年10月舉行的黨的十七大首次提出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將自貿區建設提升到國家戰略層次。2012年11月舉行的黨的十八大又進一步提出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的主張。2013年11月舉行的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提出“以周邊為基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此次公佈的《自貿區戰略》又在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基礎上，將我國自貿區戰略目標進一步表述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路”。《自貿區戰略》明顯突出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我國自貿區網路建設中的重要地位，明確了推進自貿區建設的先後步驟。優先與推進産能合作相結合，形成始於周邊、跨越“一帶一路”的大市場。在此基礎上，構建我國同金磚國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自由貿易區，並考慮與主要區域貿易集團和部分發達國家市場對接。這些為我國未來自貿區的發展，制定了較為清晰的路線圖。

　　我國自貿區戰略的主要任務

　　以我國的發展需要為出發點，順應全球經濟的發展趨勢是我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所積累的重要經驗。當前我國經濟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是産能過剩，經濟增長缺乏新的拉動力。克服這些發展中的瓶頸，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在穩定現有發達國家市場的同時，積極開拓新興市場，以穩定的雙邊政治關係確保能源和資源的供應安全，並採取措施抵消TPP等巨型自貿區協定對我國所産生的歧視；

　　高標準是《自貿區戰略》中的一個重要關鍵詞。所謂“高標準”就是要求自貿區協定涵蓋的範圍要廣，不僅包括貨物貿易，還要包括服務貿易、投資，以及其他制約貿易和投資流動的壁壘和障礙。其次，不論從稅目角度還是從金額角度，消減壁壘覆蓋的範圍要廣，具體地，應該符合GATT第XXIV條和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第V條的要求。高標準的第二個含義是開放的幅度要大，市場準入的門檻要充分低，低於所有現有的自貿區協定。高標準自由貿易的一個優勢是有助於打造區域經濟的中心，並確保區域中的企業是高品質的。

　　我國共簽署了12個自由貿易區協定，目前正處在談判中的有8個。這些自貿區協定所涵蓋的範圍包括：國民待遇與市場準入、原産地規則和實施程式、海關程式與貿易便利化、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技術性貿易壁壘、貿易救濟、投資、服務貿易、金融服務、自然人移動、電信、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智慧財産權、環境與貿易、經濟合作、透明度、機構條款、爭端解決、例外、最終條款。與美國主導的TPP協定相比，我國缺少紡織和服裝、政府採購、國有企業和特定壟斷企業、勞工、競爭力與商業促進、發展、規則的一致性等6個條款。目前，覆蓋的議題範圍不是最主要的問題，最主要的問題是開放的深度。

　　《自貿區戰略》將提高貨物貿易開放水準放在突出的地位，這是我國在新時期對外開放中所邁出的重要一步。提高貨物貿易開放水準有兩方面問題需要特別注意。一是我國是保護程度仍相對較高的巨大市場，對於世界各國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問題是我們這塊大的蛋糕首先分給誰？按照公佈的《自貿區戰略》，這一利益將首先向周邊和“一帶一路”沿線等發展中國家傾斜。近期的目標是使我國與自貿區夥伴貿易額佔我國貿易總額的比重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第二個問題是我們一般只是看到市場開放給我們帶來的衝擊，忽視了不開放給我們帶來的問題。目前我國出現的産能過剩、貿易順差和人民幣升值、産品品質低下、優勢産業難以形成出口能力等，都同國內市場的高保護有著密切關係。要有效地消化過剩産能、實現轉型升級、激勵創新、降低匯率升值的壓力，就必須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通過擴大貨物貿易開放水準，將國際的競爭引入到國內，激勵企業和勞動者創造更高的勞動生産率。

　　當前國際市場上引進外資競爭激烈，美國主導的TPP協定對於我國引進外資具有轉移效應。我國引進外資的優勢主要依靠我國市場和産業規模的優勢，在制度和投資環境方面，許多需要進一步改進。所公佈的《自貿區戰略》特別強調了給予外商“準入前國民待遇”和“負面清單”改革的緊迫性。同時，近些年來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規模也在不斷地擴大，其規模幾乎與我國引進外資的規模旗鼓相當。現實中我們也需要投資接受國給予我國投資企業良好的準入條件、非歧視的競爭環境、可靠的安全保障。美國基本上是以單一的投資協定模板應對與世界所有國家的談判。這對我國企業投資的目的國情況不盡相同，《自貿區戰略》選擇可視不同國家情況，採取靈活的辦法。在《自貿區戰略》基本原則部分基本上表明瞭這一觀點，“考慮發展中經濟體和最不發達經濟體的實際情況，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公約數”。未來自貿區的實踐中，我們需要認真考慮的一個問題是對於發達國家，我們是否應採用單一的投資模板應對，而對於發展中國家是否應採用多樣的模式；對於什麼是發展中經濟體和最不發達經濟體是否應該給予準確的定位？

　　全球價值鏈是我國對外開放所形成的一項重要資産，在新的時期我國需要做好兩項工作。一是促進價值鏈在國內的延長和升級；二是積極打造中國企業自己的全球價值鏈，真正落實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形成以技術、品牌、品質、服務為核心的出口競爭新優勢”的設想。除了放寬外資準入外，《自貿區戰略》中特別提及了擴大服務業開放、提升貿易便利化水準、保護智慧財産權、推動自然人流動等有助於延伸全球價值鏈和促進價值鏈升級的措施。同樣，類似的措施應該應用到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方面，促進我國企業全球價值鏈的發展和壯大。如果我們能夠成功打造中國企業自己的全球價值鏈，中國將為世界貿易的復蘇及快速增長帶來新的機遇。

　　落實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夠為國有、民營、外資等不同類型的企業營造一個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從而調動企業的積極性，保證我國在2020年能成功實現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為此，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讓企業按照國際先進的標準進行競爭，以市場競爭促優勝劣汰，以市場競爭促創新，這是我們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最關鍵的路徑。《自貿區戰略》將深化國內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放在突出的地位，説明中央對試驗區工作的重視。自由貿易試驗區只是單純為了應對與發達國家的雙邊投資談判，更重要的是我國新時期改革開放的先行者，為我國更大範圍的開放提供可複製的模式。

　　（作者係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