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到緊隨其後的歐債危機，資本主義的制度性隱患愈發清晰地暴露出來，學者們紛紛重新審視哈耶克伊始的新自由主義。那麼，如何理解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購買時間”的概念呢？他認為，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分別運用通貨膨脹、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市場擴張的三種手段，通過 “金錢”這一隱秘的機制以圖消弭社會中的潛在隱患，拖延和轉嫁危機。然而，這卻構成了經濟危機的根源。

　　2008年，《哥倫比亞論壇報》（Columbia Daily Tribune）刊登了一幅金融危機的諷刺漫畫。漫畫中，一個肥碩的資本家扮相的禿頭男人從天而降，馬甲上寫著“經濟”二字。一旁頭戴星條旗高帽象徵美國政府的男人手拿寫有“刺激政策”的軟墊，十分謹慎地放在“經濟”的正下方，口中唸唸有詞：“軟著陸，軟著陸……”不幸的是，比起資本家巨大的身軀，下面的墊子可謂杯水車薪，“軟著陸”也只能是幻想而已。這幅漫畫不僅表現了危機迫在眉睫的事實，確認了美國政府在資本與資本家面前窘迫的依存關係，還暗示了危機由小變大直到不可收拾的事實。是因為政府的刺激政策給得少才造成金融危機的嗎？如果不是，那麼該怎樣換個角度去理解這次金融危機？

　　資本主義世界金融危機難以收場的根源

　　科隆大學社會學教授沃爾夫岡·施特雷克（Wolfgang Streeck）在其著作《購買時間：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如何拖延危機》一書中提供了另一種可供探索的視野。他認為，正是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利用資本手段來拖延時間，讓危機不斷延後發生的同時放縱它讓膨脹變大，才令遲來的金融危機難以收場。施特雷克的這本著作基於他2012年6月在法蘭克福做的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講座，作為曾上過阿多諾課的學生，施特雷克並不認為自己是正統的阿多諾的弟子。施特雷克在本書中採用的批判理論折中了馬克思主義傳統和阿多諾的法蘭克福學派理論，並在此基礎上生發出自己對政治與經濟的哲學洞察。

　　《購買時間》將當代民主資本主義的金融和財政危機的起源前溯至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在考察了自那以後日益佔據主導地位的新自由主義之後，施特雷克意識到，基於對古典自由主義再發現的新自由主義普遍地抑制了宏觀調控，令政府不得不利用資本手段採取息事寧人的政策不斷拖延危機的解決，而在這一過程中，國家由財稅國家（tax state）轉變為負債國家（debt state），最終成為整頓國家（consolidation state）。在施特雷克看來，這一連鎖反應導致的結果是十分消極的。為了厘清新危機包含了哪些經濟主體，施特雷克在米哈爾·卡萊斯基（Michal Kalecki）較早提出的政治經濟週期理論基礎上，將原本危機討論中的“國家”和“公民”兩個層面拆解為“國家”、“資本家”和“工薪族”三個層面。國家、資本家和工薪族之間的關係被重新定義，債主在選舉中將佔據有利地位，民主的內涵將被置換，甚至動搖了民主的根基。

　　回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合法性危機”概念一度影響了包括克勞斯·奧弗（Claus Offe）在內諸多領域學者的研究範式。《購買時間》沒有脫離戰後德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對“晚期資本主義”的批判語境，同時也深受哈貝馬斯理論的啟發，尤其第一章“從合法性危機到財政危機”專門從新的視角探討了這個問題。施特雷克在本章中著重強調的“一種新的危機”的到來使危機不再局限于“合法性危機”討論範疇內的“價值危機”。鋻於此，晚期資本主義框架下不能被充分闡述的已經遠不止文化層面的問題，還有經濟層面的諸多議題。

　　作為社民派學者，施特雷克借由七十年代新自由主義勃興和資本主義世界“新危機”一事，不僅為追溯當前經濟窘境的源流，也為弄清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微妙關係。施特雷克認為，整個二十世紀資本主義國家的公民和公共機構間的關係不斷地發生著變化。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固有的張力和矛盾在七十年代暴露出來，這是一種時代症候。正如開篇導言部分所講的那樣，在施特雷克眼裏，社會秩序總是脆弱和不穩定的，令人不快的意外事件隨時都會到來。這正好呼應了作者對七十年代歐美民主的分析——即民主這一隨時處於變化可能性之中的秩序正被新自由主義徵用。

　　“購買時間”的三種手段

　　七十年代後，由新自由主義引發的經濟危機正作為危機新形勢悄然來臨。最顯著的事件莫過於美國和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通脹水準達到了戰後和平時期的最高值，隨之而來的便是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國家強行通過強制通脹的手段緩解危機，這就是施特雷克所説的“購買時間”。而當市場化了的公共機構利用貨幣貶值這一途徑緩解經濟危機的時候，普通公民的選票對公共機構就失去了原有的約束力。從短期效果來看，通脹確實一時間緩解了資本主義內部矛盾，但它的消極影響也是不可回避的。一方面它把美元貶值的後果經由各種途徑層層拋給其他國家，另一方面也為之後更大的經濟和民主危機埋下了禍根。

　　在“購買時間”的第二個階段，為了緩和通貨膨脹帶來的副作用，政府開始增加負債，傳統的財稅國家轉變為負債國家。在這一階段，新自由主義帶來革命性的變化，影響了資本主義和民主的關係，也影響著歐美國家的外交政策。施特雷克認為，政府大量負債的情勢從多方面影響了民主社會的根基。一方面，市場化消解了戰後社會權利，一種新的被稱作“後民主”（post-democracy）的形式悄然到來；另一方面，負債國家幾乎完全無視了負債對分配的影響，社會公平被一種聲稱不要宏觀調控的宏觀調控把持著。

　　隨著公共債務的規模不斷擴大，國債積累得越來越多，危機已迫在眉睫。這次政府採取了施特雷克提到的第三種手段來“購買時間”——向更多的中産階級家庭發放私人貸款，同時將金融産品的觸手伸向過去並不起眼的低收入人群。越來越多的中低收入人群背負了債務，但政府依然鼓勵他們超前消費，以刺激經濟。對於這些次級信用的受眾人群可能給金融市場帶來的風險，美國政府並沒有足夠重視。新世紀的頭幾年，美國市場的信心一度高漲。儘管房價持續上漲，競爭壓力上升，但不少人仍願意負擔高風險貸款，並且相信困難只是臨時的，總有替代性的方案會出現，未曾想過破産。

　　直到金融危機到來之前，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仍然採用降息等手段，配合政府的各項刺激方案，鼓勵大眾充實對虛擬經濟的信心，並把這種信心延伸到實體經濟領域。也許，這正是經濟危機開始後經濟遭到全方位重創的直接原因；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一開始不了解這種本末倒置的政策，而是——基於施德雷克所言的“拖延危機”的考量。正如施特雷克所言，債務國家被整頓國家慢慢代替掉，這並不令人意外，而後者將是一種全球性的社會制度。雖然國家通過向更廣泛人群借貸的方式將債務轉嫁到私人領域，但並未填補公共債務實際的空白，原來的債務國家最終轉型為整頓國家。

　　《購買時間》的論述基於七十年代以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表現形式，它們的出現有歷史的先後時序。其中，通貨膨脹、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是施特雷克在研究中發現的三種“購買時間”以拖延危機的手段，書中的主體部分分章節依次討論了這三種手段及其背後的成因和後果。從施特雷克最後一章的表述中不難看出，本書站在了維護歐洲共同體的立場。他討論這些內容的根本目的是試圖打開一個能夠預見未來歐盟國家發展方向的窗口，探討包括歐盟國家的民主政治前景、美國對歐盟的影響和歐盟的潛在危機等議題。

　　施特雷克基本認同通貨膨脹、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三種手段有其出現的先後次序之分，但他同時警告性地暗示了三者交疊作用於市場的存在。尤其對身處後金融危機背景之中的作者而言，施特雷克已經注意到越來越多明顯的事實，它們正宣告著歐洲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難。例如，有大量事實表明西歐國家的私人債務危機正與公共債務危機共同掌控著下滑的經濟，並一起成為許多潛在社會危機的主導因素。本書寫于2012年，就在2015年施特雷克做的幾次演講上，他都強調了自己對新自由主義波及歐洲共同體的擔憂。與此同時，日趨激烈的歐債危機又為他的預言作了注腳。至於接下來是繼續發明新的方法“購買時間”還是尋找機會採取別的辦法，將是當前的局面留給各方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將會共同面對的問題。

　　□陳榮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