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久前舉辦的東盟峰會上，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放話”，日本將放寬面向發展中國家的日元貸款條件，取消需要借入國政府進行擔保的限制，以大幅縮短辦理貸款手續所需的時間。

　　日元貸款是日本維持其國際影響力和推動産品技術出口的重要手段，隨著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實力的增強，日元貸款的上述效果正在減弱。然而，安倍此舉並不僅僅希望提升日元貸款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其背後的目的。

　　被迫的變革

　　如果能夠順利實行，那麼此次放寬日元貸款條件可以稱得上是日元貸款政策的一次“大動”，用日本政府相關人士的話就是，這是“日元貸款自1958年開始實施以來最大的一次改革”。屆時，日本將修改相關法律條例，為日本政府下屬的國際協力銀行創造可以獲得收益的投融資環境，進而對日本企業在海外市場的拓展提供支援。

　　安倍稱，屆時將免去需要借入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團體介入這一必要條件，採取機動靈活的日元貸款政策，將可以滿足亞洲各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需求。同時將辦理手續時間從三年縮短到一年半至兩年。

　　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劉雲指出，日本放寬日元貸款條件的內容主要包含三點：一是擴大有一定風險的貸款比例；二是放寬美元貸款；三是簡化貸款的手續。

　　這樣的變革來自於亞投行帶來的壓力。日本輿論認為，中國應各國需求而推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一帶一路”建設等正使得日元貸款的吸引力出現下滑，此前日本通過向各國提供日元貸款維持其在地區內的影響力，並帶動日本産品和技術的出口的作用正被弱化。

　　日本時事社的報道稱，近期日本在印度尼西亞高鐵項目競標中輸給中國，日元貸款政策過於嚴苛是主要原因。

　　此次放寬日元貸款條件是日本政府一次不得不作的變革。正如劉雲所言，從某種意義上來看，亞投行的成立已經改變了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環境和規則，使亞洲迎來一個開放的、良性競爭的投融資時代。

　　目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水準普遍較低，很多國家水、電力、道路等基礎設施嚴重匱乏。商務部研究院亞洲非洲研究所研究員徐長文認為，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缺口很大，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每年將達7300億美元，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此後還會通過其他方式融資，但這仍無法滿足亞太地區的巨大需求。

　　徐長文認為，基礎設施耗資巨大，非一國一銀行就能解決。此前亞行的嚴苛標準廣受詬病，很多有需求的地區無法得到資金支援。在亞投行的主導下，更多的國家和機構參與進來，在競爭之下共同提升職能，才能更好地推動亞太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

　　背後的目的

　　當然，日本放寬日元貸款的目的並不單純。而想明白其中的“道道”，還要從亞投行出現前説起。

　　在基建方面，日本長期“經營”東南亞和南亞地區，包括菲律賓、印度等國家，其中不但有日本基建企業“走出去”的需求，更有其他目的。

　　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日本在亞洲扮演著“金主”的角色。劉雲指出，此前，日本貸款沒有競爭對手，處於壟斷地位。在壟斷的背景下，日元貸款帶有很多目的，其中較為強烈的目的有三個。首先也是最核心的一點是，對當地價值觀進行滲透。這些向當地滲透人文和理念的價值觀既帶有美國的成分又帶有日本的成分，這一點作用非常明顯。

　　其次，鞏固日元在亞洲國際貨幣市場的地位。日元貸款附帶的條件就是使用日元，包括支付、結算、償還等環節，通過大型項目、大量使用日元貸款使日元成為亞洲主要的流通貨幣。

　　再次，日本政府希望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掌握重要的制度，除賺錢之外，控制當地主要的技術標準。“但是這種情況隨著中國技術的創新和亞投行的出現有所改變，中國提出了一種支援發展中國家的新模式，在亞洲引入新的競爭。”劉雲指出，在這一競爭下，首先，對於價值觀的問題，日本不能再拘泥于個別項目了；其次，隨著人民幣的強勢上升，繼續糾結于“強制”使用日元貸款可能會影響到日元貸款的數量和品質；再次，是風險問題，很多項目影響其貸款支援。

　　放寬日元貸款，加之此前舊有的優勢，這為日本基建“叫板”亞投行增加了籌碼。

　　劉雲指出，一方面，日元貸款的利息非常低，日本國內是負利率，其資金成本能夠做到很低，這一點是中國目前做不到的。日本通過低利率從而壓低成本對企業是沒有損害的，這是最大的優勢。另一方面，放寬了貸款手續和日元比例，這也增強了其競爭力。

　　事實上，印尼高鐵最終花落中國，這為日本上了很好的一課。劉雲指出，此前在與中國角逐印尼高鐵訂單的時候，日本貸款等相關政策與中國相比嚴重缺乏靈活性。日本政府迫切要改變這一狀態。“現在來看，日本已經拿下印度鐵路項目，這是其價值觀、低息、靈活的政策等多方面綜合作用的結果，也是其政策調整後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