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襲擊正在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面臨的新風險。

　　11月20日，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赴馬利交通部洽談合作項目的3名員工在馬利巴馬科麗笙酒店襲擊事件中不幸遇難。這已經不是中國企業海外發展遇到的第一次恐怖襲擊。商務部最近發佈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起至今，共發生涉及中國企業機構的各類境外安全事件345起。

　　在新形勢下，境外中國企業面臨哪些新特徵，又將如何有針對性地應對風險呢？

　　企業主動“走出去”意願增強

　　《2015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下稱《報告》）將中國企業“走出去”分為三種主要形式，即對外直接投資、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與輸出現金、實物、無形資産的對外直接投資相比，開展對外承包工程和勞務合作的企業，更容易遭遇企業和人員生命財産安全方面的問題。

　　《報告》稱，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已連續多年實現快速增長，在2006~2014年的8年間，對外承包工程業務的新簽合同額由660.1億美元增加至1917.6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為14.3%。完成營業額由299.9億美元攀升至1424.1億美元，年均增長速度為21.5%。

　　商務部研究院對外投資合作研究所副主任金銳表示，過去，中國企業承包工程的市場以中東、非洲、東南亞為主。現在中國企業不僅開始向歐美的高端市場進軍，而且開始在傳統市場承包大型的互通互聯工程。

　　在承包模式上，中國企業的融資能力日益增強，在國際市場上帶資承包比例也越來越大。除EPC（即工程總承包）模式外，中國企業還在積極探索BOT（即基礎設施特許經營）、PPP（即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模式）等模式。

　　“走出去”企業的規模和技術能力也在提升。金銳説：“以前商務部對於海外承包工程的內容統計是500萬美元，現在的大項目要1億美元起。”同時，項目層次與附加值不斷提高。這不僅體現在軌道交通、高速公路、大型電站的項目建設上，以華為、中興為代表的通信企業也贏得了廣大的海外市場。

　　不僅如此，更多的中國企業在主動“走出去”。金銳説，施工只是海外承包工程的一部分，還要牽扯方方面面的因素，以往中國企業到海外承包工程的意願並不強。但是在今年年初的一個關於高鐵項目的會議中，她明顯地感覺到企業“走出去”的意願在加強。

　　然而，中國對外承包工程企業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也增大了中國企業面臨的境外安全風險。對此，常年在國外工作的中國交建海外事業部副總經理蔡傳勝有著直觀感受。

　　蔡傳勝表示，過去中國企業受限于經營範圍和規模小，知名度比較低，遇到的風險主要是疾病風險與施工現場的生産安全問題。現在中國企業更多面臨的是恐怖襲擊、社會動蕩、自然災害等非傳統性的安全事件。“比如説對商務人員的攻擊、恐怖襲擊等，都屬於遇到的新風險”。

　　在非洲的工程類國企最易“受傷”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越來越多，它們遇到的境外安全事件也在增多。

　　中國青年報記者檢索2004~2015年間的新聞，梳理出37起媒體公開報道的涉及中國企業的重大境外安全事件。在37起重大境外安全事件中，按照事件發生區域劃分，54%的事件發生在非洲，41%的事件發生在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各發生過1起。按照安全事件的性質分類，高達90%的安全事件為武裝分子襲擊，普通搶劫佔比5%，而勞資糾紛和環境災害則分別只發生過1起。

　　北京大學非洲研究中心秘書長劉海方認為，中國企業在非洲遇險比例較高首先是因為當地恐怖主義活動猖獗。非洲很多國家曾經是戰亂國，戰亂結束後大量武器流落民間，再加上社會不公正的問題，使得很多生存艱難的人最後演變成了恐怖分子，索馬利亞海盜就是典型案例。

　　針對遇襲企業多集中在施工和開採類國企的現象，浙江師範大學非洲經濟研究所所長劉青海表示，境外的中國民企主要從事製造業、零售業和商貿業，它們分佈在鬧市或工業園區，遇襲的概率相對較少。由於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採等行業對資金和抗風險能力有較高的需求，進入的大部分企業是國企。

　　劉青海説，基建、資源開採的行業特徵決定了這些國企多在偏僻地區施工。此外，國企的性質也容易被當地的民族主義者利用，煽動當地居民的不滿情緒。

　　劉青海認為，中國企業應該加大對安保支出的投入。據她了解，中國企業在衣索比亞的安保支出大約佔總體銷售收入的1%~2%，而西方企業安保支出佔比則在3%~5%。此外，她所在的課題組在2011~2012年對33家在非中國企業的調查顯示，國企55%的本地化率遠低於民企85%的本地化率。所以，國企可以考慮為更多當地工人提供就業崗位。

　　劉海方表示，中國企業進入非洲社會，需要加強對當地文化的尊重。當地居民的生態環保意識在很多方面可能比中國人強，而且他們跟自然界之間的共生關係也更明顯。“所以我們在經營過程中，一定要作環境風險的評估”。

　　相關政策“保駕護航”

　　針對近年來中國企業不斷增多的境外安全風險，商務部等部委制定一系列相關的政策與法規，力圖保障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安全。在《2015中國企業海外可持續發展報告》統計的33項涉及“走出去”的政策法規中，共有6項政策與此相關。

　　其中，商務部等6部委在2010年發佈的《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安全管理規定》（下稱《規定》），明確提出了企業與各級政府部門的責任。

　　《規定》指出，對外投資企業需要對派出人員在出國前開展境外安全教育和應急培訓，制定派出人員行為守則，制定境外安全管理制度，建立境外安全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並認真履行社會責任。各地商務主管部門會同外事、發改委、公安、安全監管部門、國有資産管理部門、各地工商聯負責本地區對外投資合作企業的安全管理。各駐外使領館負責對駐在國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的安全管理進行指導和監督。

　　2012年，商務部進一步出臺了《境外中資企業機構和人員安全管理指南》（下稱《指南》）。

　　《指南》將PDCA迴圈（即品質環，是管理學中的通用模型）作為安全風險管理方法，通過計劃、執行、檢查和行動四個環節，構建企業境外安全管理體系。

　　值得注意的是，針對具體環節，《指南》還提出了風險評估準則、營地風險管理規劃設計、工作前安全分析、啟動前安全檢查、工作迴圈檢查、物流風險控制、境外醫療健康風險評估、突發事件應急響應流程等可操作性的規範。

　　2010年商務部出臺的《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風險預警和資訊通報制度》與2013年商務部等5部委出臺的《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事件應急響應和處置規定》，則分別在風險預警和應急處置兩方面，對企業和各級政府部門作出了指導。

　　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認為，（這些政策法規）既有操作性也有原則性，大體形成了以企業作為安全責任主體、政府部門和駐外使領館的領導協調的境外安全風險防範機制，近年來，這個機制已經成功處置了多起我國企業機構的境外安全突發事件。

　　商務部發言人沈丹陽也在近期表示，商務部將強化對企業的指導和督促，要求企業在高危風險國家和地區開展業務時，須事先做好安全風險評估工作，制定切實可行的風險防範措施和應對預案。

　　與此同時，商務部還將通過政府渠道積極做相關國家工作，促請相關國家加強對當地中國企業機構和人員的保護；進一步加強對境外安全形勢研判，及時向企業發佈安全風險提示資訊。

　　要拋棄“事件發生後再應對”的想法

　　除了政策護航，企業還需要做些什麼？

　　中國青年報記者了解到，包括中國石化、中國建築、中信建設在內的多家國企及子公司此前均發佈過境外突發事件應急預案。

　　中國中鐵在回復給記者的郵件中稱，該公司目前的境外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包括四個方面：一是實行“三層三級”突發事件應急機制，中國中鐵總部、二級單位、三級單位分層級履行突發事件應急處置職能；二是實行預警機制，根據風險不同分為紅色、橙色、黃色和藍色四級預警；三是實施分級響應機制，將境外突發事件分為特別重大（一級）、重大（二級）、較大（三級）三級響應；四是細化處置程式和流程。

　　考慮到項目國家數量眾多且差異較大，中國中鐵還實行了“區域聯動”機制，做到“資訊共用、綜合協調”。並且充分利用資訊化技術和手段，發揮OA協同辦公平臺、QQ群、微信群等即時通訊軟體作用，確保資訊及時、部署及時。

　　中國交建海外事業部高級業務經理武錚認為，突發事件應急管理首先要拋棄“事件發生後再應對”的想法。“通過偵測風險、評估風險，減少事故發生概率，這是一個最有效的途徑，所以我們建立了一套風險識別和偵測的體系”。

　　比如，中國交建會從專業的國際風險諮詢公司購買服務，該公司根據中國交建的業務範圍，每天提供世界各地的危險資訊。在這些資訊的基礎上，中國交建海外事業部會每月發佈一份《海外公共安全形勢月報》，列出一類高危國家要求各單位關注。不定期發佈《風險提示》，要求海外業務單位及境外機構提高警惕，加強安保工作。

　　目前，中國交建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境外安全管理機構體系。在集團層面，有海外事業部執行境外安全管理的職能；在每個工程局，包括中國港灣、中國路橋這樣的平臺公司，也有專人負責的境外安全管理部門；具體到400多個海外項目部，則是有項目上的安監部和安全品質部履行這方面的職責。

　　不過，武錚表示，目前項目上的安全管理部門“可能更側重於工程安全、安全生産，但是他們在應急意識、儲備的文件和制度方面可能有一些差距”。中國交建近期召開了突發事件應急的專題會，準備在“十三五”期間，建立一套從集團到下屬工程局，從駐外機構到項目部的應急溝通體系。

　　“要確保有專門的人員，負責應對非生産安全類的、大型的突發事件，保障第一時間溝通和上傳下達，形成一個資訊溝通的流程。”武錚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