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霾頻發 勞動保護空白如何填補？

　　“終於敢騎車上班了”，12月10日中午11點37分，陳雅(化名)在朋友圈寫下這條狀態，並隨手配發了一張已逐漸轉晴的藍天照片。23分鐘後，北京解除了首個重污染紅色預警。

　　這是北京進入重污染紅色預警的第三天，伴隨冷空氣入境，灰黃色的霧霾開始逐漸消散。與前兩日相比，街上的行人明顯增多，口罩已不再是“標配”。不少人像陳雅一樣舉起手機捕捉著放藍的天空，不似之前的行色匆匆。

　　在全國人大環資委調研室巡視員何嘉平看來，這一次，北京市政府的防治工作相對及時。12月7日，北京首次發佈霧霾紅色預警，隨即，工業企業停限産，施工工地被徹底要求停止作業，機動車實施單雙號限行，中小學“停課不停學”，部分企事業單位實施彈性工作時間。

　　霧霾天裏，人們整體的出行量下降了不少。但同時，騰訊新聞統計的數據顯示，在北京，部分醫院呼吸科的病人數量增加近1/6，使用滴滴打車趕往兒童醫院的看病者一天多了4成；外賣量及快遞配送量同步增長，環衛等工作壓力加大。仍然有很多人在“十面霾伏”中堅守，甚至“逆行”，“就是正常工作，沒有特殊的措施和補貼。”很多人這樣説。

　　也有不好的消息。12月9日下午，北京市氣象局會同相關單位進行的天氣專題會商得出結論：預計11日夜間開始，京津冀地區空氣污染氣象條件將再度轉差，12日到13日將有輕度到中度霾。這將是霧霾在不足一個月時間內的三度光顧。

　　面對霧霾，除了紅色預警，還能做什麼？

　　霧霾天，戶外工作缺少行業標準

　　中午11點前後，圓通、韻達、申通、京東、順風5家快遞陸續到達翠微路西側，在路邊擺開架勢。從12月7日開始到10日中午的紅色預警期，並沒有任何異常的跡象。

　　同樣的情景出現在北京師範大學的校園裏，9日這天下午，送貨員小林(化名)一共打出了40多個電話，之後，他把車上的貨物排開分類標記，“霧霾天咋了，早就習慣了”。

　　雖然公司提供了口罩，但小林沒戴，他覺得戴著説不清楚話，“不舒服也太費勁”。同期來來往往的其他快遞員，很多和小林一樣，似乎霧霾並不是威脅，反而可能有更多生意。

　　北京滴滴打車出行數據和北京空氣品質狀況對比結果顯示，兩個月間，在重度污染或嚴重污染天氣，北京市民打車出行量下降，尤其是非工作日，出行量平均下降一成。相比外出，人們更願意躲在家中解決“溫飽”：12月7日、8日，百度北京地區外賣訂單量相比平時提升了24%；12月8日，“餓了麼”平臺的3M口罩訂單量為一週前空氣品質良好時的10.5倍。

　　霧霾天裏，多家快遞及外賣公司的員工都堅持在一線繼續工作。部分公司為員工配發了相應的防霾口罩，而很多公司沒有提供任何防護設備，補助也少之又少。

　　“送一件就能賺一塊錢。”小林説，他的工資包括基本工資和相應的提成，而提成一般是根據派件數量，因此，惡劣的天氣對他的“阻擋”並不算大。

　　“在交通通暢的情況下，快遞人員不會因為天氣原因停止工作，風吹雨淋也依然會堅守在崗位上。畢竟除了快遞人員之外，也還有很多別的行業同樣面臨霧霾等等極端天氣影響。除了與個人直接聯繫的快遞業務外，快遞也還包括很多日常不可或缺的內容，例如向超市配送貨物，都不能因為天氣原因而停止供貨。”韻達快遞工作人員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行政管理學系主任、制度分析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壽龍指出，對於霧霾防護，國家的政策規定及建議範圍多集中于學校和企事業單位。與其他惡劣天氣相比，霧霾的特殊性在於不確定性，因此對於企業來説，也比較難形成相應的防護機制。

　　但這並不意味著戶外工作者不該被重視。勞動法專家、北大法學院客座教授梁智説，霧霾不同於其他極端天氣，它會對人體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可逆損害。但目前勞動者對於霧霾的認識顯然不足，這種意識的單薄也是社會公眾的普遍現狀。

　　“霧霾對人體的損害會存在一定的潛伏期，雖然對人體有傷害，但不是當即就會顯現症狀，而是一種慢性損傷，並且在發病時也難以論斷疾病與霧霾的直接關聯，這也在一定程度加劇了人們對霧霾的輕視。”梁智説。

　　北京義聯勞動法援助與研究中心研究員葉明欣表示，目前我國對戶外工作缺乏行業標準，在戶外工作，當霧霾達到何種濃度時，應配備何種護具，在達到何種濃度應停止戶外作業，這些都缺乏相應的標準規範。

　　“目前我國對於霧霾天氣的督查，主要集中于一些指標上的檢驗，比如工地揚塵及機動車排放。”環境保護部環境規劃院環境政策部副主任董戰峰表示，在戶外工作的行業標準問題上還是空白。

　　PM2.5尚未列入職業病危害因素

　　與紅色預警“掛鉤”的，是工地、學校以及部分企業。而大多數人無緣彈性工作制。

　　公務人員是堅持工作的人群之一。在霧霾天氣裏，他們甚至比往常更為忙碌。12月7日，北京市住建委要求全市各工地按照紅色預警採取相應應急措施，要求所有施工工地停止室外作業。北京市、區住建委共設立近100個檢查組，派出500人隊伍對全市施工工地進行不間斷巡檢。

　　北京市環保局、市交通委路政局等多個部門，也相繼成立了專項督查或檢查組，外出赴各相關地區進行減排等督查。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的一位工作人員説，在剛剛過去的北京市霧霾紅色預警期，環衛工依然堅守崗位，24小時上崗。“即使面對霧霾天氣，環衛工也要保證各個區域的衛生。”

　　“雖然人員實行輪崗制度，但必須保證一個崗位上24小時都有人在。”他表示，在遭遇嚴重霧霾、暴雪等惡劣天氣啟動應急措施的情況下，單位會為環衛工發放口罩，且提供相應的加班工資。

　　“越是環境污染嚴重的時候我們越忙。”河北環保部門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與此同時，大多數普通人也需要“霾頭苦幹”。滴滴打車出行數據結果顯示，相比同期非霧霾天氣，嚴重霧霾天工作日人們有了防護意識，去商務樓宇的出行訂單量不降反升4.1%。

　　葉明欣表示，快遞派送員、環衛工人、交通警察等患上呼吸系統疾病的概率更高，但我國的法律沒有跟上實踐變化和科學研究的進展。

　　葉明欣説，我國職業損害達到職業病或者工傷的認定需要考慮危害因素和導致疾病兩個方面。而霧霾在認定的這兩方面都存在問題，PM2.5既未列入職業病危害因素，由PM2.5導致的呼吸道疾病或肺癌也沒有進入職業病目錄，因此目前從法規角度來看，在霧霾天，勞動者的保護措施方面存在漏洞。

　　“在缺乏行業強制性監管標準和賠償責任的前提下，只能期待用工單位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但戶外工作者對於霧霾的認識還很不到位。”葉明欣表示，關注霧霾問題的更多是中等收入人群，對於從事基層戶外工作的人群來説，生存仍是第一位的。

　　“應對霧霾，應推動公眾參與，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科普以明確認知，激活社會各界對霧霾的交流討論和關注，完善法律機制，將霧霾對人身的傷害提高到勞動保護層面。”葉明欣提議。

　　面對霧霾，不能長期“靠天吃飯”

　　12月10日，在北京一家事業單位工作的李燕(化名)中午專程趕回家為兒子做飯，這是中小學因霧霾而停課的第三天，從12月11日開始，她就可以松一口氣，因為伴隨著紅色預警的解除，學生們又開始恢復正常的校園生活。

　　李燕的多數同事也和她作出了一樣的選擇。他們一方面感覺到，在北京市發佈的紅色預警裏，自己和家庭對於空氣污染問題的認識逐漸明晰。另一方面，她們開始擔憂，惡劣天氣裏，家長們多數還要上班，孩子放在家中誰來看管？而且，即使不上學留在家裏，如果沒有空氣凈化器，“室內的空氣又會比室外好多少？”

　　霧霾給人們帶來的變化，不僅是生活節奏被打亂，也讓人們行動起來。11月末第一輪霧霾的侵襲過後，一些學校便有家長聯合出資，為班級添置空氣凈化器的，“日後遇到類似情況，也可以加強保護。”

　　“近年來，本市不斷加大大氣污染防治力度，通過採取壓減燃煤、控車減油、治污減排、清潔降塵等措施，持續改善了首都空氣環境品質。但是，目前污染物排放總量仍然超過環境容量，在極端不利氣象條件下容易引發空氣重污染。”今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印發的《北京市空氣重污染應急預案》中這樣表示。

　　“霧霾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半常態了，不再是簡單的偶然現象，長年累月之後再去採取措施，只能是亡羊補牢。”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趙京慰説。他建議，應該仔細評估極端污染狀況下受影響最大的群體，了解他們受到的損害應該怎麼樣去預防、保護，力爭在一定程度上予以減輕。

　　梁智表示，歷史上，倫敦與東京在工業發展進程中也經歷過霧霾的侵襲，把碳排放量高的企業都關掉並不現實，但是對一些勞動密集型、生産率低、碳排放量大、污染嚴重的企業必須加強治理。

　　“面對霧霾，不能長久地‘靠天吃飯’。”梁智説，科技如何投入到預防和抵制污染方面，值得社會各界共同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