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日本頻道北京12月3日電 題：戰後日本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壓縮式發展

　　作者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周維宏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本網特稿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周維宏在《日本學刊》2015年第6期發表《戰後日本社會現代化進程測量和分析》（全文約2.2萬字）。

　　周維宏認為，利用根據現代化理論做成的四核心指標測量可以發現，戰後日本社會現代化發展最顯著的特徵就是，在短短的70年裏，一方面要完成現代化第一階段未完成的指標，同時又不停頓地完成第二階段的指標。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間的壓縮發展，給日本社會帶來了種種問題。

　　周維宏在文章中指出，2015年是日本戰敗70週年，戰後日本已經走過了一個多甲子的歷史。週年之際，給了我們一個契機來思考和總結戰後70年日本社會變遷的軌跡。本文主要用社會學的現代化理論作為總結日本社會變遷階段的工具。依據現代化論的最新成果，本文將首先用現代化核心指標測量日本社會戰後70年的發展，然後對比歐美國家，重點分析戰後日本現代化進程的特徵和問題。

　　（一）戰後日本社會現代化壓縮發展的特點

　　戰後日本社會現代化發展最顯著的特徵是，在短短的70年裏，一方面要完成第一階段未完成的指標，同時又不停頓地完成第二階段的指標。南韓學者、首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慶燮，提出了著名的“壓縮的現代化”概念來概括這種特徵。這種特徵在日本戰後社會發展中的具體表現有：

　　1.在外力的作用下完成了政治上的現代化進程

　　從1945年戰敗至1952年《舊金山和約》簽訂，日本被美國單獨佔領，佔領軍總司令掌握了最高施政權。美國佔領當局為日本制定了明確宣佈主權在民的和平新憲法，結束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的君主立憲式的開明君主專制制度。國會第一次實現了全體公民的無性別和財産限制的普選，日本婦女有史以來第一次擁有了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戰前的華族制度和貴族院被廢除，國會由眾參兩院組成，均通過按人口和區域劃分的選區選舉産生。兩院在功能和任期上略有不同，有著相互制約的作用，但眾議院佔據主導地位。戰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統治者，掌握著軍隊、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權力，在新憲法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權分立，相互制約，天皇只是日本國和國民整體的象徵，沒有任何實質性權力。

　　2.戰後經濟現代化的高速發展

　　1945～1955年，日本迅速在戰爭的廢墟上恢復了戰前的最高經濟水準，之後日本進入了近20年的年增長率高達10%以上的持續高速增長時期。到現代化第一階段即將結束的1968年，日本經濟總量先後超越了義大利、英國和聯邦德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20世紀70年代以後，日本經濟雖然結束了高速發展，但仍舊保持了一段平均增速在5%左右的穩定增長時期（1972～1992），一直到90年代初期泡沫經濟崩潰。

　　3.社會和文化層面的現代化急速發展

　　社會和文化層面是日本戰前現代化發展較為緩慢的層面，戰後日本政治現代化的完成和經濟現代化的高速發展，給日本社會和文化的現代化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和有利環境。戰後日本的主要社會變動可以概括為地方自治制度的完善、大眾社會的形成和戰後家庭的出現與普及。而戰後日本社會文化現代化的發展，則可以概括為文化的多元化、大眾化和傳統文化的復興。

　　綜上所述，日本的現代化第一階段雖然只有短短的25年時間（1945～1970），但由於壓縮發展，其速度是空前絕後的。政治現代化早早走完了第一階段的最後一步，經濟現代化實現了全面趕超的目標，文化和社會現代化雖仍有滯後，但也展現了歷史上最顯著的變化。但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日本戰後現代化的原動力，是外力（佔領）的強大推動。可以説，沒有佔領當局主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全方位民主改革，就很難有日本現代化的快速發展；沒有戰後國際經濟發展的天時、地利和人和，就不可能實現日本經濟與歐美的齊頭並進。

　　從1970年至今的現代化發展第二階段涵蓋近45年的時間，但日本真正的第二階段現代化發展應該是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或者説90年代初才開始的。也就是説，屬於西方國家現代化第二階段早期的15～20年，日本仍在完成現代化第一階段的最後追趕，直到80年代末或者説90年代才進入了第二階段，此後與西方國家保持了同步發展。這也印證了日本社會從平成年代以後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的觀點。

　　 （二）現代化壓縮發展帶來的社會問題

　　日本現代化第一和第二階段間的壓縮發展，給日本社會帶來了種種問題。

　　1.個人主義觀念的缺失

　　現代化，在文化層面上主要是指從封建時代的宗教迷信意識形態向科學和合理主義的價值體系轉化。在這種理性主義的價值體系中，很重要的一個特徵就是個人自我獨立意識的覺醒，即通常所説個人主義觀念的形成和強化。

　　和西方相比，日本社會晚了近300年左右才進入現代化第一階段（1868～1969）。而且，在1945年之前的戰前時期，日本社會的現代化在文化上發展緩慢，個人主義意識並沒有發育成熟。日本政府把個人主義觀念視為西方的洪水猛獸，極力推行神道和儒家的倫理道德思想，阻止個人主義思想的傳播。日本的官方輿論把日本社會形容成一個模擬血緣關係的大家族，天皇為頂點，其下為臣民本家和分家系列的等級血緣族群。為此，日本還制定了封建色彩濃厚的《民法典》，以法律形式維護封建血緣等級的家庭關係。這些封建措施一直到戰後在美國的佔領之下才在新憲法下的議會中被一一否決。即便如此，在現代化的第二階段（1970年至今），日本在很長的一個時期，意識形態上仍舊宣傳東方家族主義思想，自詡集團主義為日本的民族特性。這種傾向一直維持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後。儘管日本社會的其他層面已經發生了有利於個人主義的深刻變化，比如血緣大家庭體系被核心小家庭取代、不婚和不育人群大幅增長、無緣社會特徵日益顯現等，但在意識形態上，日本社會始終缺失公開和明確的個人主義觀念體系，造成了顯著的“沒有個人主義的個人主義化社會”（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特徵。

　　個人主義觀念的缺失，主要後果是造成了第二階段現代化的不適應症。意識形態的真空，使得走到現代化第二階段的亞洲國家的中産階級無所適從，出現大量自殺現象，就像中日韓三國社會目前所面臨的情況。就日本社會來説，我們一直以為日本社會是以集體主義精神為特色的東方社會，但事實上日本社會早已走到了個人主義化的階段，這種個人主義社會結構因為沒有明確的思想意識而被掩蓋，從而引發了像孤獨死、宅男族等等的社會困境。

　　2.近代（現代）家庭的出現和瓦解

　　關於近代（現代）家庭的研究，起源於20世紀60、70年代的歐洲，而在亞洲，據説最早是日本家庭社會學家落合惠美子把這一概念引進日本。1985年和1989年，落合先後兩次對現代家庭的特徵給予了界定和補充：（1）家庭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分離；（2）家庭成員間強烈的感情紐帶；（3）子女中心主義；（4）男人屬於公共領域，女人屬於家庭領域的性別分工；（5）家庭集團性的強化；（6）公開社交的衰退與私人隱私的形成；（7）排除非親屬；（8）核式小家庭。

　　具有這八個特徵的現代家庭，大致18世紀後期在西歐社會出現，19世紀主要集中在歐美社會的中産階級家庭中，20世紀開始在全社會普及。但是西歐的這種現代家庭在20世紀60年代以後遇到了婦女解放運動、全球化、老齡化和少子化的衝擊，開始走向瓦解。因此，可以説，現代家庭的出現是現代化第一階段的標誌，而現代家庭的瓦解則是現代化第二階段的標誌。

　　在日本，落合等學者經過研究發現，現代家庭主要在大正時期（1912～1925）出現，戰後開始普及（戰後家庭體制），經過20世紀60、70年代的發展，在80年代後期也開始面臨老齡化和少子化的衝擊。可以説，近代家庭在日本僅僅普及了不到20年的時間，就開始走向瓦解。這種普及和瓦解“前後腳”的現象，正是社會現代化發展在家庭問題上嚴重壓縮的標誌性現象。這帶來了幾個重大難題：人口問題、婦女問題、老齡問題。

　　3.雙重産業革命並存

　　經濟現代化在第一階段（1500～1969）的主要任務是工業革命的興起和完成，在第二階段的特點則是資訊産業的興起和發展。可以説，資訊産業的發展構成了第三産業發展的主體部分。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發展軌跡看，第一階段以傳統製造業為主的工業發展和第二階段以資訊産業為主的第三産業的發展，其特點是很明顯的。但在亞洲各國，可以説，幾乎是在第二階段的經濟現代化發展中，傳統製造業的發展和資訊産業的發展大體上同時並存。也就是説，由於追趕型的經濟發展，在亞洲各國第一階段的工業革命尚未完成趕超歐美發達國家的任務時，從歐美國家興起的資訊革命已經傳播到了亞洲，亞洲國家在進一步完成傳統工業革命的同時沒有喘息的機會，必須同時追趕新的資訊革命的腳步，發起資訊産業創建高潮，即在第二階段這一個時間帶裏完成被壓縮了的兩項任務。這就是亞洲國家經濟現代化的被壓縮特性。

　　從具體的時間上來看，日本是在戰後的20世紀50、60年代大致完成了傳統製造業的革命，並向高技術産業挺進，直到80年代才實現了高技術産業的升級換代。但70年代的時候，世界資訊産業（半導體技術）就已經有了長足進步，日本也不得不同時投入資訊産業的革命，大致在90年代才趕上了歐美國家資訊産業的步伐。但由於壓縮式的發展因素，最終，日本在90年代以後的資訊産業發展中不敵美國，處於下風，導致了後勁乏力，陷入了長達20年的“失落”。和日本相比，中韓等亞洲國家的這一壓縮時間更長，因此在資訊産業發展上的差距也更大，追趕的任務也更重。

　　4.集中民主政治和分散民主政治並存

　　在現代化的第一階段，政治層面的主要任務是打破過去傳統的封建割據政治局面，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完善集中的民主政治體系。這種民主政治體系大致上是從開明專制、君主立憲走向代議制共和和全民普選、男女平等。西方國家大致在20世紀初期（20年代左右）完成了這一基本任務。而在第二階段，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現代化，主要是從第一階段的集中民主政體走向地方分權的分散民主政治。具體時間而言，大致在70年代以後西方發達國家進入了地方的時代，地方自治進一步完善，財權向地方轉移，而且非政府組織和志願者團體運動也開始興起。

　　從歷史上看，由於封建制度歷史的長久，亞洲國家在第一階段的任務大都沒有完全靠自力完成。日本雖然從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就走上了現代化的政治道路，但一直到戰前都沒有走完第一階段的民主路程，最終是通過美國的佔領才急劇地實現了第一階段民主體系的完善。南韓、中國等也都是在戰亂之中走向集中民主政體的建立。因此，在第二階段，亞洲各國都面臨著既要鞏固剛剛建立的集中民主政治，又需要馬上向第二任務即地方分散的民主體系轉型的壓縮過程。在亞洲最發達的日本社會，20世紀80年代以後地方分權運動急劇展開，90年代以後可以説已經進入了一個地方的時代，進入21世紀以來更是出現了以大阪維新會為代表的地方包圍中央的運動趨勢。同時，地方民主也出現了協動主義的新基本原則。非政府和非營利組織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被壓縮了的政治進程，無疑對亞洲各國都是極大的挑戰。一方面需要政府轉變思維，另一方面也需要民眾增強自覺，穩步地建立新的可持續政治進程，防止動亂和危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新華網日本頻道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為“新華網日本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