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晉斌

　　三大主糧價格下跌，農民賣糧需要排長隊甚至要“走後門”的現象抬頭，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從目前我國糧食産能水準來看，我國的糧食增長走得還是靠要素投入的老路，增産能力還需提高；從每人平均糧食佔比上看，我國的每人平均糧食佔有量是450公斤，僅僅略高於世界平均水準；從人口凈增長來看，未來我國對糧食的需求還呈剛性需求態勢。這是我國糧食生産和消費的基本國情。

　　從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國際國內市場需求疲軟，國際供應增加和“兩個市場”的糧價倒挂，誘發了加工企業基於成本考慮而加大進口量和放緩收儲本地糧的行為。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世界經濟承壓下行向中國農業産業延伸的結果。這是當前糧食生産和消費的基本形勢。

　　我國糧食連年豐收，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充分調動了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糧農的種糧積極性是糧食安全戰略的根本支撐。

　　這個時候，如果各級政府職能部門忽視這一基本國情或者對基本形勢研判不清，脫離糧食安全的政治屬性，犯了市場依賴症，失信于農，盲目將帶來的市場風險轉嫁到糧農身上，不對賣糧難因勢利導，積極化解，將會引起糧農恐慌，進而挫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讓糧農失去對糧食安全戰略的使命感，將不是一個有智慧的決策。

　　因此，在糧食生産上，我們不僅要藏糧于地、藏糧于技，還要藏糧于“信”。信者，一曰誠信，二曰信心。黨的十八大提出“加強政務誠信、商務誠信、社會誠信和司法公信建設”，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建立健全社會徵信體系，褒揚誠信，懲戒失信”，誠信對於我們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況且，取信于農和種糧信心都是失之容易得之難的事情。這方面，我們曾經教訓深刻。我國的糧食産量在2003年跌入8614億斤的低谷，2004年開始增産，用了5年的時間艱難爬坡，才重新恢復到1萬億斤以上的水準。這之後的每一次增産都來之不易。農民種糧積極性的修復何其長何其難，可想而知。單純讓農民去承擔和消化階段性的糧食過剩，將會面臨市場和政治雙重風險的擠壓。

　　所以，藏糧于“信”需要有擔當意識，既考驗各級政府的危機應對能力，也考驗大家對糧食安全的認識能力。糧食的政治屬性決定了其只能過剩不能短缺的特點，國家干預農業是國際的通行做法。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在應對賣糧難上要有擔當有作為。

　　藏糧于“信”需要有行政智慧，既要看到賣難的挑戰，也要看到糧食相對過剩給我們結構調整和休耕涵養生態帶來的機遇。順勢有序推動糧食種植結構調整，在生態安全上建立糧食安全機制，還不挫傷糧農積極性，這是考量各級政府和職能部門行政智慧的一個試金石。

　　藏糧于“信”需要有産品思維，破解賣難和實現産業升級的根本出路在於用供給側改革的思維去提高糧食深加工産品附加值。深加工、原産地標誌和品牌化等手段，是支撐本地糧價看得見的有效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