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網報道，我國去年共受理髮明專利92.8萬件，申請量連續4年居世界第一。但在專利申請量創新高背後，是轉化率低、週期長的嚴峻現實。尤其是集聚大量人才、積累海量成果的高校，大量成果在實驗室沉睡，老師對産業化積極性不高。

　　專利是高校科技創新活動的重要成果産出形式，如何真正提升高校的專利産出品質和水準、促進高校的專利技術轉移，不僅關乎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建設，也直接關係國家自主智慧財産權戰略的實施。也正因為如此，“一批高校老師有可能通過科技成果轉化成為百萬、千萬富翁”的觀點，在讓人吃驚之餘也充滿了無限遐想：這樣的好事，作為高校教師怎能不嚮往呢？又怎會不追逐呢？

　　不過，尷尬的現實告訴我們，“申請項目、科研創新、發表論文、評聘職稱、繼續申請項目”的科研迴圈缺少成果轉化環節，讓不少教師與“科研富翁”絕緣，甚至連這樣的夢想也不敢有。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認為，不是老師不願意去做“科研富翁”，而是當下的體制和機制妨礙教師成為“科研富翁”，甚至一些政策是在阻止而非指引教師成為“科研富翁”。

　　儘管我國高校有效專利擁有量增長迅速，但遺憾的是，專利維持時間短。北京大學智慧財産權學院的一項調查顯示，高校有效專利僅為總量的35%，專利的平均年限為3.5年，這表明高校專利運用能力相對較低。直白地説，就是轉化率低，不少專利沒有被有效地加以利用，甚至是“一齣生”就面臨被遺忘的命運。這嚴重影響和制約了專利制度作用的正常發揮，制約著高校科技創新能力的提高，更阻撓著“科研富翁”的誕生。

　　惟有科研體制和機制的改變，才能給力“科研富翁”，否則，在製造更多“睡眠專利”的同時，也讓“科研富翁”僅僅是一種幻想而非理想。眾所週知，我國高校多采取以數量統計為依據的考核方法，是以量化指標為基礎的，對專利的考核同樣如此；加上科研評價體系不完善、不科學，很多教師申請專利只是為了評職稱或者是為了課題驗收等，最終造成了“重研發，輕轉化”“重論文，輕專利”等傾向。還有的專利僅作少許改變就變身新專利，或者用一樣的方法，只是改一種元素就成新專利，為發明而專利的邏輯明顯可見。儘管對於專利權人來説，不能通過市場獲得收益的專利是毫無價值的，專利權人不從市場角度考慮而做出的專利行為更是毫無意義的，但對高校的科研人員來説，看重的可能僅僅是職稱評價中的“專利證書”的分量吧？

　　站在科技創新的立場上，建立以品質為導向的專利評審和指標考核體系，完善專利激勵機制，聯合各方推進專利技術的成果轉化，實現高校及科研人員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在為高校在競爭中贏得資源的同時，才能打造可能的“科研富翁”産生土壤。

　　專利的轉化是一項系統性、社會化工程，不是所有的科研人員都有精力、能力和意願來完成從技術研發到申請專利並轉化的漫長過程。在這個鏈條中所潛藏的諸多風險，也不是科研人員所能獨自承擔的。這就要求成立專門的技術轉移轉化機構，提供成果篩選評估、交易轉讓、孵化培育、組建企業等一條龍專業服務。簡單地説就是，從政策和機制上應積極鼓勵協同創新，把企業、技術仲介機構、高校、政府有機結合起來，形成共振共頻的專利保護和利用體系。

　　“科研富翁”的夢想還是要有的，萬一實現了呢？但這需要深層次的變革，需要協同推動，單單非議高校教師是不科學的，也是一種無形的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