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這一新的提法，也為“十三五”發展奠定了新的理論基礎。

　　近段時間以來，各方圍繞“供給側改革”正在進行廣泛的研究和討論，多數觀點認為，管理工作已從需求端轉向了供給端，從總需求管理轉向了總供給管理。今後工作的重點，應當是如何解決好供給側的問題了。

　　從表面看，確實如此。既然提出“供給側改革”，那不正是説明供給側存在問題嗎？工作的重點，自然也要轉向供給端了。關鍵在於，當下的需求端，也不是完美無暇，也不是可以置之不管。對供給側進行改革，決不是就供給論供給，把需求置之一邊，而是要通過改革，改善供求關係，實現供求關係的平衡。對中國來説，只有供求關係平衡了，經濟發展才能真正步入新常態。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實行的是需求引導供給、供給改善需求的發展策略。原因就在於，物資的長期短缺，為以需求為核心的供求關係提供了良好的條件。特別是鋼鐵、水泥等與建設關係密切的行業，一直被認為是必須以舉國之力發展的行業。因此，改革開放後建設的第一個影響最大的企業，也是鋼鐵企業。但是，隨著生産能力的不斷增強，物資短缺矛盾的不斷緩解，市場供求關係也在發生著積極變化，多數領域已經不再存在物資短缺問題，慢慢地，供求關係也達到了平衡狀態。有的行業，則出現了供大於求的現象，形成新的供求關係不平衡。特別是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這樣的不平衡現象就更加嚴重、更加突出了。

　　為什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也那麼來勢洶洶，中國卻能夠以出口為導向的發展模式從容應對，甚至挽救了整個亞洲經濟，就在於那時的市場供求關係是平衡的，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對我國生産的産品是需求比較旺的。即便供給側存在矛盾和問題，也被需求端的旺盛所掩蓋了，未能爆發。但是，供給側存在的高産能、低效率、低品質、低效益問題，對需求端提出了太高的要求，更何況，需求端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發展以後，也進入了增長的瓶頸期，根本滿足不了供給側超生産能力的供應。這樣，供求矛盾就越來越突出了。

　　所以，提出對供給側進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符合當前中國經濟現狀的。而“供給側改革”的重點，自然也應該是産能過剩、結構失衡、企業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産品缺乏品質和品牌優勢、沒有核心競爭力等方面，而不僅僅是某一個領域、某一個方面。對政府來説，需要做的就是如何營造良好的市場環境，如何制定好改革的規則，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企業這個市場主體的作用，讓企業按照市場規律和競爭要求作出選擇、作出改變。如何仍然採用行政干預和組織的方式，就必然會形成中央與地方、地方與地方、地方與企業之間的衝突，使改革的阻力增大。特別是地方政府，會為了自身利益，強行阻撓各項改革措施的實施，阻撓“供給側改革”。因為，“供給側改革”很大程度上需要對塊塊利益進行調整，使産業結構更加合理。只有讓市場對“供給側改革”更多的發揮作用，讓企業成為“供給側改革”的主體，“供給側改革”才能實現效率最大化。

　　中央提出“供給側改革”，是為了更好地改善供求關係。供求關係能否平衡，僅有“供給側改革”是遠遠不夠的。在強調“供給側改革”的同時，也應當統籌兼顧，協調運作，抓好需求端的改革，重點在疏通流通環節、消除各種障礙、提高服務水準上下功夫，從而使供給和需求能夠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