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學[微網志]教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網志]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1954年畢業于復旦[微網志]大學經濟係。1983年以來，相繼在耶魯大學、牛津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任客座研究員或客座教授，並先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曾經擔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幹事、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等。

　　曾在1984、1986、1988、1990和1992年五次獲得“孫冶方獎”。2005年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傑出貢獻獎”。參與創建了中國的比較制度分析學科。提出的改革應當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應當縮小國有經濟範圍，發展民營經濟，實現多種所有制經濟平等競爭、共同發展，以及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實行憲政民主等主張，對中國改革産生了重要影響。

　　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市場疲軟，不少企業發生財務困難。當前，中國經濟如何應對、採取什麼樣的風險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過去高增長主靠大規模投資

　　對於中國如何應對困難和回避風險，官産學各界人士運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一種是從需求側的三個構成要素： 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入手進行分析，認為問題的根源在於上述“三駕馬車”的動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對策，是採取刺激政策，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2009年用4萬億元投資(兩年)、10萬億元貸款進行刺激，雖然造成了增長率的短期回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後果也同時發生，成為需要長期消化的負擔。

　　2012年以後，又多次採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面效果愈來愈差，負面效果愈來愈大。一方面是投資的增速效應遞減，另一方面，投資高速增長卻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使國民資産負債表的杠桿率不斷提高。在杠桿率過高的情況下，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發生償債困難就不可避免。更危險的是，如果杠桿率繼續提高，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將會大大增加。

　　另一種分析方法是從供給側驅動經濟增長因素出發進行分析。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因素不外三個：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投入(投資)和效率提高。近年來不少中外經濟學家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分析，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什麼能夠高速增長和目前增長速度為什麼持續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麼來的呢？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但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第一個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教授所説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産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

　　維持高增幅因素有的已消失

　　現在的問題在於，以上這些有利於維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縮減，有的已經消失。首先，正如前面已經説過的，用大規模投資拉動增長的做法造成的消極後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這種辦法增加困難。

　　其次，長期實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紅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勞動力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根據他們前三年的調查發現，“劉易斯拐點”已經出現，剩餘勞動力無限供應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

　　再次，我國進入城市化的後期，由所謂“庫茲涅茨過程”，即由原來在農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轉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進入了尾聲。

　　最後，隨著中國一般技術水準跟西方國家相接近，用簡單引進外國設備和技術的辦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術水準就變得不大可行了。

　　在人口紅利消失、投資回報遞減、杠桿率提高的情況下，只有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實現全要素生産率(TFP)的提高，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只有通過技術進步提高效率，東部地區才能在勞動密集型産業向內地或國外那些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轉移以後，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

　　需要注意的是：實現經濟增長模式轉型或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1995年中共中央關於制定第九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提出的，至今已經過去了四個五年計劃。

　　這個關係重大的任務經過整整20年還沒有實現的原因是什麼？2006年總結“十五”的教訓時就已得出結論：癥結在於實現這一轉型存在“體制性障礙”，關鍵在於能不能通過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於創新和創業的體制。

　　前期釋放流動性刺激了股市泡沫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當下正確的方略，是在通過一系列措施控制和化解風險、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

　　儘快建立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便從根本上消除系統性風險的根源，確立效率驅動持續穩定發展的新常態。

　　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風險，需要採取多方面的措施。

　　第一，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第二，制止回報過低和完全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例如各地不問效果、蜂擁而上的“鐵、公、基”項目等。第三，停止剛性兌付，以便降低無風險利率水準和防止道德風險。第四，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第五，停止對“僵屍企業”輸血，並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行破産清盤和破産保護下的重整，化大震為小震，使局部性風險得以暴露和釋放，而不致積累而成系統性風險。第六，採用證券化等手段，通過資本市場消化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産。第七，努力盤活由於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無效佔用的死資産存量，例如各地“曬太陽”的開發區。

　　由於存在經濟下行壓力和出現突發性金融風潮的可能性，因而還需要以短期政策作為補充，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我認為，去年12月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鬆緊適度”是正確的，應當審慎地加以實施。

　　各國救助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在資産負債表出現問題、資産泡沫破滅的情況下，由於人們都要“捂緊錢袋子”和保持流動性，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並沒有太大效果。

　　前一時期釋放的流動性並沒有達到支援實體經濟的目的，卻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脹，就是明證。因此，即使在需要採取適度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刺激時，也主要應採取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和去杠桿結合起來，不要變成了大水漫灌，進一步提升杠桿率，加劇風險積累。

　　增加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意味著增加赤字。目前我國預算赤字離公認的警戒線還有一些距離，增加財政政策力度還有一定的空間。增加赤字有兩種辦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減少收入。在目前的狀況下，我傾向於更多地採用普惠式的減稅。因為現在一個大問題是企業家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缺乏信心，沒有投資的積極性。

　　近期匯率波動較大、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資金外逃也在增加，這也與信心不足有很大關係。需要改善營商環境，提高企業家們的信心。減稅會對提高企業的積極性有所幫助。當然，這不是主要的，還需要針對他們的思想顧慮和實際困難，採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糾正某些地方發生過的冤假錯案，積極改善營商環境，來扭轉這種消極傾向。

　　加快建立官員職權的正面清單

　　既然推進改革開放是克服當前困難和確立新常態的治本之策，切實推進改革，就變成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十八大召開前後，就已經按照建立競爭性市場體系的方向進行了一些試驗性的改革，比如企業註冊登記的便利化、營業稅改增值稅等等，並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過去許多年領導一再號召要加快服務業的發展，卻一直未能實現。

　　最近幾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動下，服務業發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績，這使我國就業情況在GDP增速下降的情況下得以保持較好的狀態。有的經濟學家認為，中國需要用增加投資的辦法維持8%以上的增長率，是因為要保就業。保就業當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業情況和GDP增長之間的關係看成是線性的，認為要保就業就必須保增長，這種觀點從學理上説是難於成立的。

　　因為增長有個結構問題，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新增就業可能超過1%，有的行業增長1%，它的新增就業卻可能不到1%。我們過去大量投資建設的資本密集型産業，雇傭員工的數量就比普通服務業要少得多。所以，由於産業結構的變化，在同樣的GDP增長率的條件下，就業的情況卻有很大的不同。

　　十八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也取得了一些新進展。但是，各方面改革的進度差異很大。即使進展比較快的行業和部門，也還有不少不盡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金融領域在推進利率市場化和匯率市場化方面取得了較快進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完善市場監管制度方面就進展得很慢。最近發生市場波動以後，出現了股市註冊制改革將要推遲的傳言，引起了人們對改革放緩的擔心。

　　國有企業掌握著大量重要資源並且在許多重要行業中處於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國有企業仍然處在效率低下的狀態，國民經濟效率就很難得到提高。最近下發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這一文件較之前幾個月的徵求意見稿有一些進步。

　　但是有些思路還不夠清晰。例如，在國有企業定位和“做強做優做大”的問題上，就有和十五大、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不相銜接的地方。對於如何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國有企業的管理要從過去“管人、管事、管資産”轉向以“管資本”為主的決定，也不十分清楚。這些問題都會對國有企業改革的效果産生重要影響。

　　民氣和民力，是我們克服困難，構建繁榮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現在的一個大問題是相當一部分企業家缺乏投資的積極性。因此亟須採取有力措施，扭轉偏向，改善環境，使企業家建立對未來的信心。

　　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和其他自由貿易試驗區正在進行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試驗。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説：進行自貿區試驗的意義在於適應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趨勢，“營造市場化、國際化、法治化的營商環境”。

　　目前正開始在其他地區複製推廣上海自貿區的經驗。這意味著對外開放新局面的全面展開。行政領導部門要從促進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大局著眼，為開闢這個新局面作出貢獻。

　　現代市場經濟的有效運作，離不開黨政官員在創設良好的營商環境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的作為。強力反腐以來，一些黨政官員“亂作為”的情況大為收斂，但“不作為”的情況卻有所蔓延。這既是源於這些官員“為人民服務”意識的不足，也與官員職權不夠明晰、使人認為“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有關。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以前説過，先治標後治本，用治標為治本贏得時間。

　　我覺得，在反腐高壓勢態已經建立的情況下，應當大力加強制度反腐，把權力關到法治的籠子裏。與此同時，要按照李克強總理所指出的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的原則，加快建立官員職權的正面清單，使官員行使職權有章可循。(本文略作刪減)

　　各國救助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在資産負債表出現問題、資産泡沫破滅的情況下，由於人們都要“捂緊錢袋子”和保持流動性，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並沒有太大效果。前一時期釋放的流動性並沒有達到支援實體經濟的目的，卻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脹，就是明證。

　　即使在需要採取適度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刺激時，也主要應採取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貨幣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和去杠桿結合起來，進一步提升杠桿率，加劇風險積累。

　　撰文/吳敬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