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伊斯蘭國”問世以來，有關該組織的新聞報道便成為頻繁見諸報端醒目位置的“吸睛詞”。11月13日“伊斯蘭國”又在法國巴黎製造129人死亡、數百人受傷的驚天大案，從而讓“伊斯蘭國”再次成為全球媒體輪番播報的“高頻詞”。事實上，僅僅幾個月前，法國剛剛遭受與“伊斯蘭國”存有千絲萬縷聯繫的數起恐怖攻擊，短短數月時間極端組織再度將槍口對準法國。那麼“伊斯蘭國”為何會虎視眈眈地“盯上”法國，將巴黎選定為襲擊目標又有何用意呢？

　　第一，報復“敵人”、轉移視線、振奮士氣。今年“伊斯蘭國”儘管攻勢依舊迅猛淩厲，戰果卻斬獲不多，正面戰場始終沒有出現去年那樣一路高歌猛進、攻城拔寨的景象。雖然“伊斯蘭國”也積極進行戰役戰術調整，採取在東線伊拉克方向屯兵固守、徐圖緩進，而在西線敘利亞一側“火力全開”的西進東退、西攻東守策略，試圖極力避免陷入雙線作戰的泥潭，但在美俄的合力夾擊和國際反恐聯盟的大舉反攻下，還是展現出由盛轉衰、疲態漸顯的跡象。此外，極端組織多位身居要職的戰地指揮官在美軍“精確打擊”與“連根拔除”相結合的點穴式特種戰中先後斃命，一定程度上也使“伊斯蘭國”的信心和鬥志受到重創。在此背景下，“伊斯蘭國”需要尋找伊拉克和敘利亞之外的第三戰場，以減緩當下生存空間受到嚴重擠壓的不利態勢。因此，他們此時對法國下手，一來是報復法國政府“助陣”反恐聯軍參加打擊“伊斯蘭國”的行動，從而在民眾中間營造恐懼感和震撼性；二來通過側翼牽制可以轉移國際社會注意力、減輕伊敘方向承擔的沉重壓力；其三力爭開闢新戰場、贏得新戰績來扭轉戰局頹勢，彌補和抵消在伊拉克和敘利亞戰場失利的影響，同時也能起到提振士氣的效果。

　　第二，探索嘗試戰法轉型。與“基地”組織擅長進行非常規、不對稱作戰的手法不同，儘管聽令“伊斯蘭國”指揮和統管的下屬支脈和“藩臣”團體遍佈世界多地，但“伊斯蘭國”更傾向於採取正面陣地交鋒的方式來贏得軍事勝利，並且在“伊斯蘭國”所控制的地域內擁有完整明晰的“施政方針”和“治國方略”。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伊斯蘭國”更像是組織有序、管理嚴密的國家實體，而“基地”則純粹是依循跨國組織模式運作的政治單位。而這次巴黎暴恐行動中，“伊斯蘭國”則使用有組織、有預謀的“獨狼”行徑等“基地”組織的慣用伎倆，在城市內多處路段和地點進行重點突擊、多點開花的恐怖襲擊，令法國安全警衛機構無從下手、防不勝防。不難看出，“伊斯蘭國”開始更多采用“基地”組織的慣用伎倆，以團夥策劃與個體突襲交疊穿插、內外結合的方式，廣泛實施網路化、小型化、人彈化的“遊擊戰”模式，意味著“伊斯蘭國”正逐漸嘗試向“陣地攻防戰”和“恐怖襲擾戰”跨界混搭、雙向互動的戰術風格轉型。

　　綜上分析可知，巴黎系列恐襲事件標誌著“伊斯蘭國”行動方式和危害程度已經升級到2.0版本，該組織已毫無懸念地替代“基地”成為最殘暴、最令人髮指的極端恐怖組織，並且隨著其“諸恐之魁”地位的築牢加固，將會吸引更多的“聖戰分子”或激進團組轉投其麾下，進而對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構成愈加嚴重的威脅。此外，更令人感到揪心的是，歐洲地區逐漸淪為“伊斯蘭國”暴力恐襲肆虐的重災區。由於歐洲多國債務危機引發經濟低迷、失業率居高不下的問題，導致社會輿論和整體氛圍排斥外來族裔和異域文化的弊病日益嚴重，進一步加劇和惡化歐洲社會長期存在的移民融入困境，從而給“伊斯蘭國”向本地居民灌輸極端激進思想和培育後備成員提供“優厚”的土壤。因此，隨著由“伊斯蘭國”所引領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思潮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揮發擴散，歐美恐怖組織“本土化”“當地化”的苗頭隨之被助長和強化，未來歐洲飽受恐怖主義折磨的可能性正與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