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管理模式再次在西方管理界引發“地震”。兩年前歐洲兩大著名商學院IESE和IMD邀請海爾集團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張瑞敏介紹管理模式，而本月5日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行的彼得·德魯克全球論壇又邀請張瑞敏參會發言，隨後在倫敦舉行的“50大管理思想家” （Thinkers50）頒獎典禮上，張瑞敏被授予Thinkers50傑出成就獎之“最佳理念實踐獎”，同時入選了“2015年度Thinkers50榜單”，西方管理界為什麼如此關注海爾的管理創新？他們希望從海爾的創新實踐中學習和借鑒什麼？新華科技記者就此採訪了帕勒諮詢公司資深董事羅清啟。

　　對人的第三次發現是最大的經濟與社會現實

　　新華科技：最近，被譽為全球“管理思想界奧斯卡”的Thinkers50把“最佳理念實踐獎”頒發給了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組委會給出的獲獎理由是“堅持不懈地尋求改變、注重團隊合作、取消中層管理，以及歷久彌新的領導力”，從全球範圍看，這個評價的分量是很重的，輿論界認為它基本反映出海爾的創新實踐，但你卻認為西方管理學界實際上仍難以理解張瑞敏領導的創新實踐，具體原因是什麼？

　　羅清啟：這個獎項是對海爾管理實踐的世界級肯定，但是，這個評價未能反映出海爾創新的現實和發展朝向。西方管理界當下的管理創新在圍繞兩個核心展開，一個是大數據，一個是更智慧的工業體系（工業4.0為代表的下一代製造體系），展開的組織空間範疇就是原來的組織，也就是説管理層計劃用這兩個技術手段去改造原來的組織精度，期望使其達到更高的自動化水準和更高的資訊化處理水準，我們看到即使按照這個方向裝修完畢，組織仍然是個典型的牛頓空間，這其中的現實是受經濟力學支配的惰性物質在其中邂逅，變化被認為是必須加以解釋的擾動。

　　彼得·德魯克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時候就提醒我們注意，與技術有關的重大問題並不是技術性問題，而是人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數字技術造就了大數據，造就了更為智慧的製造體系，但是，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社會成果是創造出了“我”，這是當今時代最大的經濟與社會現實。“人”在西方歷史上有兩次大的被發現，第一次是文藝復興時期人開始發現自己，第二次是經濟學發現的經濟理性意義上的人，而這次“我”的出現是創造理性意義上的人的出現，是對人的第三次發現。

　　當“我”巨量涌現的時候，“我們”就是新組織的組織形式，我一直在呼籲未來的管理是管理組織（舊有組織）外就是這個意思。從這個視角看，海爾人單合一雙贏模式的創新，就是在嘗試關於“我們”的新組織形式的管理，而不是用大數據或者是工業4.0去裝修原有的企業，海爾的這種創新具有全球性也具有里程碑意義。

　　管理學的最大問題是舊有組織本身

　　新華科技：西方經濟學家最近在警示全球經濟做好迎接增長緩慢期和長期的經濟停滯的準備，因為我們發現，倣生學、基因組學、奈米工程和合成生物學等高新技術即使快速注入經濟，技術革命也並沒有帶來新行業、新市場和新的工作機會，技術革命丟失了以往的有效性，西方管理經濟的方式正在受到自己的質疑和拷問，這其中問題是什麼？

　　羅清啟：經濟在西方被交給兩類人，一是技術創新層，二是組織管理層，經濟的繁榮有賴於往經濟中注入技術、生産手段和管理手段。西方經濟的歷史規律是技術革命帶來工業革命進而帶來市場的革命，在今天的全球化進程中，這個規律談不上失效，但卻不那麼有效了。我個人理解的根本原因就是“我”的出現導致市場結構的改變。整個驕傲的傳統供方拿著過載的不是需求的需求壓向市場，“我們”對此置之不理，越置之不理越就在舊有組織轉机圈找問題，原有的組織本身已經成為最大的管理問題，而不是在這個最大的問題中去尋找問題所能解決的。當下西方管理界表面看起來紛繁複雜，但我感覺歸納起來問題只有一個，那就是找到新的辦法讓原有的組織架構與管理方式與數字技術相適應，這還是個牛頓化的問題，不是新問題，在工業3.0的時候就已經出現過，拖到現在還是沒有解決。

　　發達國家製造環節回撤無成本意義

　　新華科技：當下的西方經濟在快速擁抱數字技術，德國推出工業4.0，美國推出先進製造業戰略，作為對全球最新工業革命的回應，中國也推出了自己的“中國製造2025”。有西方輿論認為，高度智慧化、自動化的工業體系可以擺脫對更低勞動力成本的依賴，使全球工業分佈重新出現再洲際化的分佈格局，我們應該怎麼理解在這種話語體系下的全球管理創新和海爾的管理創新？

　　羅清啟：應當説全球都在順應數字技術的趨勢改造提升自己的工業製造體系，這是工業體系本身的發展規律，用設備投資的剛性去應對工資價格彈性也是應對國家間成本競爭的有力手段，但是，我不認為發達國家的再工業化（製造環節回遷本國）會因為裝備效率的提升而帶來成本的下降，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製造成本差距並沒有縮小多少，這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了規避創新能力的流失。上個世紀末發達國家逃離硬資産的風潮（生産環節的外包）導致了自己沒有預料到的結果：産業公地與生産環節的分離導致了創新的空心化，産業向發達國家的回流就是要重組和加固自己的創新體系，所以，出現産業的再洲際化格局是不現實的，也是沒有意義的。

　　在今後，靠國家主導的基礎創新體系去應對經濟的國別競爭是非常單薄的，如何形成組織層面的、對分佈式創新的管理是未來國家經濟發展最重要的課題，它將成為一國創新體系關鍵的組成部分，組織在未來的主要角色是管理創新（尤其是不分地域的分佈式創新）而不是處理經濟事務，經濟事務會逐漸演化為一種被支配性的行政事務。全球化的有效創新與有效創新的規模、成本、效率以及四者的生命週期管理是新組織管理的最新難題。讓分佈式創新在哪産生？如何衡量分佈式創新的價值？這兩個維度就是海爾創新管理的意義所在。

　　傳統企業組織能力正在變為公共産品

　　新華科技：從管理的發展趨勢看，大數據成了目前發達國家管理方法論的核心，管理層對物品與人以及過程的數據感知能力是前所未有的，管理從來沒有獲得過如此多的支援數據，這對所有管理層和管理理論都是挑戰，數據技術應用和它帶了的結果如何與管理層保持平衡和協調一致成為西方管理理論界的頭等大事，你認為海爾是怎麼應對這個課題的？

　　羅清啟：即使用傳統組織的視角也不要對大數據持有神秘化的理解，它是企業收集數據能力提升的結果，可以把它看成是傳統管理層的工具，除此之外沒有大的意義。我們可以看到目前西方組織領域的技術變革主要集中在一點，就是組織內的廣泛資訊化，組織內的通訊廣度、速度前所未有，所有工業4.0的結果不是造就了一個無人的資訊化工廠，而是把傳統企業所有的經營空間基本上都資訊化、自動化了，我們完全可以把傳統的企業想像為一種智慧的機器人，你給它經營指令，它就會快速按照程式完成任務，在工業4.0時代，這樣的企業不是個案而基本上是全部。西方的管理學界目前要解決的問題通俗地説，就是如何讓管理層熟悉並操控這台機器。

　　海爾完全是從西方管理界相反的方向去解決這個問題。他們不是把企業留給管理層，而是在“我”之中去重新生成管理層，這完全是組織管理領域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哥白尼將以前屬於地球的天文學功能轉移到太陽上來，太陽在天文學中取代了地球成為行星運動的中心，地球成為眾多運動行星中的一員。

　　傳統企業的組織能力因為數字技術的發展而通用化、普遍化，組織能力具有了分佈式的、豐富性的特徵，作為某些基礎設施性質的能力的公開化，已經使它們成為一種公共産品，這種公共産品的廣泛分佈使其變得隨處可得，這使非專業人士去自助化地使用這些能力成為普遍性的事件，這也使非專業人士去駕馭經營過程成為可能。舊有組織必須使自己的運作過程成為非稀缺性的資源，在未來，組織過程與組織能力不再稀缺，稀缺的是對組織外創新能力的整合。在海爾的新組織中，組成“我們”的每個“我”的動量和位置都可以確定，唯一不確定的是誰是這其中的一個個的“我”，這在西方管理學界至今還是難以理解的。（記者 冉曉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