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曹茸

　　到2011年末，中國大陸城鎮人口比重達51.27%，數量首次超過農村人口，這意味著我國成為30年來城鎮化率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但是，長期居住在城市的農民工們能否像城市人一樣生活，享受到城鎮居民一樣的社會保障？該如何看待中國城鎮化進程？部分政協委員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城鎮化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

　　“過去10年，是中國城鎮化推進速度最快的時期。2000年我國的城鎮化率是36.2%，城鎮人口4.6億人。10年間，我國城鎮化率提高了十幾個百分點，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城鎮化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這主要和我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直接相關。”民革四川省副主委張慶成委員對記者説。

　　“中國城鎮化率超過50%，是社會結構的一個歷史性變化。”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李慶雲委員認為，從社會發展來看，最大的內需在於城鎮化，最大的發展潛力也在於城鎮化。我國城鎮化提升的空間還很大，推進城鎮化必將有效拉動市場需求，顯著提高人民生活水準。從積極的方面看，城鎮化率超50％是工業化的巨大成果，意味著第一産業的比重逐步降低，二三産業的比重越來越高，代表了生産方式的轉變。

　　城鎮化率提高了，但農民工並沒有享受到相應的社會保障

　　“由於統計口徑方面的原因，我國城鎮化率存在‘虛高’現象，而且不穩定。按照國際慣例，即在城鎮連續居住超過6個月便統計為城鎮人口。但實際上，我國仍有10%~12%的城鎮人口是農民工及其家屬，他們並沒有充分享受到城鎮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從城鎮化的內涵看，不僅是生産方式的變化，更是生活方式、消費方式的變化，不僅是居住地的變化，更是農民作為城市人的發展變化。”李慶雲説。

　　“城鎮化的目的是為了社會進步和發展，要解決好數量和品質的問題，不能僅看數字。實現城鎮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必須與其工業化的進程相適應，與其發展水準和經濟實力相匹配，超出了這個能力很可能會出現就業不足、貧困人口增多、兩極分化嚴重等問題，陷入‘拉美陷阱’。推進城鎮化，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前，不能冒進。”河北省唐山市規劃局局長沈瑾委員對記者説。

　　李慶雲認為，真正的城市化意味著城市可以為進城農民及其子女提供相應的公共産品，農民可以像真正的“城市人”一樣生活。否則就是半城市化或偽城市化。

　　浙江省農業廳副廳長馮明光委員對記者説：“城市化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不應設置時間表。浙江每人平均收入已經達到9000美元，城市化率超過60％，這是與經濟發展相稱的。戶籍本身也並非城市化的唯一障礙，浙江省很多‘超級農民’早已在城市穩穩紮下根，他們往往並不注重城市戶口，甚至不少工作在城市的大學生要求恢復農村戶口。”

　　解決好農民工落戶及社保等問題更有意義，新農村建設不可偏廢

　　不少委員在談及城鎮化問題時認為，解決好農民工在城鎮落戶以及就業、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問題，這可能比單純追求提高城鎮化率更重要、更有意義。

　　李慶雲分析：“農民工市民化有兩大難題。一個是入戶難。2010年廣東省農民工的總數為2661萬人，其中外省籍1703萬人，但是當年全省辦理農民工積分制入戶的僅有10.8萬人。第二個是人的發展方面缺失。居住地應為他們提供均等的城市公共産品和服務，包括保障性住房、職業培訓、子女教育、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和各類社會保障和服務等。但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提供的公共産品和服務嚴重不足，遠不能滿足農民工的需要。”

　　張慶成建議：“實現農民工就業要發揮好産業帶動作用。四五十歲的老一代農民可以離土不離鄉，就地就近轉移就業。而對於新生代農民工，要加強教育培訓，讓其掌握一技之長，在就業中能獲得好的報酬，在城市紮根。”

　　“不應把市民化變成獎勵，不能只允許優秀的農民工落戶，這應是政府應盡的職責和義務。”李慶雲表示。他建議：“城市群應發揮農民工市民化的主力作用。城市群是最有條件和可能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地區。從中國城市發展狀況來看，已基本形成了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三大跨區域的超大城市群。城市群産業強大、齊全、金融發達，有創造就業崗位的巨大能力，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城市群財政情況相對良好，有能力逐步為農民工提供同等公共産品和服務；城市群教育資源豐富，能為農民工提供必要的職業培訓，為農民工子女提供優良的基礎教育。”

　　“單純追求城市化，貪大求洋，可能會使鄉村建設失掉特色，因此，在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絕不能放鬆對農村的建設和發展，畢竟我國仍有幾億人口生活在鄉村，而且那些原生態的、保留傳統風貌的鄉土民情是寶貴的文化遺産。”馮明光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