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筆

　　文·胡一峰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向稱“教授中的教授”，以學問論，怕是近代以來段位最高者。中國文人有才者多狂傲之氣。陳寅恪眼界很高，治學格局和氣度也大，對學界的人和事，往往有獨到臧否，不過表達得婉轉含蓄。

　　近讀某人物週刊，提到當年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引論》在昆明《中央日報》發表後，引起轟動，並説陳寅恪也很欣賞這篇文章，對史學家張其昀説，報紙上有一篇大文章，你一定要讀。張其昀問文章題目。陳答，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於是，張其昀前往宜良訪錢穆，並將陳寅恪之言告訴了錢穆。這段學術姻緣大體屬實。不過，要説陳寅恪對《國史大綱》關注則有之，“欣賞”卻未必。

　　這一點，從錢穆的回憶中就能體會出來。《國史大綱》印出後，錢穆曾致函陳寅恪，請其指正書中的錯誤。陳寅恪沒有正面回應，只是説，惟恨書中所引未詳出處，難以遍檢。錢穆對此的解釋是，這是一本教科書，力求簡凈，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處。兩位史學家這段看似平淡對話，卻是一場高手之間的內力比拼，反映出陳寅恪對錢穆《國史大綱》的真實看法，簡單地説，讚許其態度，反對其方法。相比于《國史大綱》，錢穆早年所著《先秦諸子係年》更受陳寅恪青睞。他對同為史學家的友人楊樹達説，這本書極精湛，心得極多，至可佩服，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王靜安就是王國維。如果説近代學界尚有一人真正被陳寅恪看得上，應該就是王國維了。

　　陳寅恪和王國維是清華國學院的同事，兩人經常在一起談古論今。據王國維的學生戴家祥回憶，陳寅恪和戴在清華散步聊天時，自稱平生最佩服王靜安，其次是陳垣。1927年6月2日，王國維自沉于昆明湖。陳寅恪寫的輓聯是“十七年家國久魂銷，尤余剩水殘山，留與纍臣供一死；五千卷牙新手觸，待檢契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所謂“謬承遺命”，應指王國維遺囑中説的，“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吳是吳宓，陳即陳寅恪。陳寅恪忠於亡友之托，把王國維遺著托王的助教趙萬里整理。又和北京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商量，由北京圖書館買進王國維藏書，以免喪失。最初議價1萬元。但袁氏查閱藏書，發現有些為市面通行本，館中已有復本，建議剔除部分藏書，並攔腰還價至5000元。陳寅恪又協商袁可先選，剩下部分由研究院同人及王先生親友選購，留作紀念。不管得值多少，北京圖書館負責補足萬元。

　　陳寅恪是長期站在學術紅地毯上的明星，對他的研究汗牛充棟。也有人認為，陳寅恪與王國維互相欣賞，是遺老惜遺老，在懷念舊時代中找到了思想共鳴。我以為，這種看法並不準確，真正的原因還得從治學態度和方法上找。以態度論，治史路向無非有二，其一，視歷史為完全外在的研究對象，將自身隔離于歷史之外，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考訂真偽、辨析源流。其二，將歷史與研究者視為互文，以“體悟者”的心境和胸懷關照歷史，這樣歷史就不僅是外在於人的時光留痕，也不僅是學者理性研究的對象，而且是心性體悟的對象，此時的史學家面對歷史，看到的其實是自身文化人格之外化，研究的過程其實是一場與往聖前賢的心靈對話，是和他們共同探討事關人類整體的一些永恒問題。

　　錢穆的《國史大綱·引論》中曾批判有些人研究歷史，“震于‘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為局部狹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換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誇創獲，號客觀，既無意于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也。”錢穆批評的，大體就是上文所説第一種治學態度。陳垣先生是宗教史大家，有的研究看起來生僻，卻包含深切的現實關懷，比如他在八年抗戰期間所寫的《南宋河北新興道教考》《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諍記》，就以激勵民族氣節為旨趣。而陳寅恪更是如此，無論是研究看似細末的狐臭，還是晚年竭盡心力“頌紅粧”，都是從歷史的微小處，探究史事文化發展的大關節。而陳寅恪的文章之所以耐讀，也在於他總是從浩瀚的史海中拈起一兩朵浪花來，細緻地展示給世人看，而這些浪花中折射的卻是無比寬闊的海洋，以及潮頭之趨向。當我們驚訝于陳寅恪捕捉浪花的精準能力時，其實應該想到，這正緣于他獨特的文化懷抱。我以為，在治史的態度上，陳寅恪和王國維，包括同為陳寅恪讚許的陳垣，以及錢穆採取的都是第二種治史路向。他們在這裡找到了美人之美的心靈通道。

　　不過，陳寅恪雖認同此“態度”，卻還堅守“方法”的底線，恪守治學須秉持科學規範的方法。他在《王靜安先生遺書序》中將王氏治學方法概括為“二重證據法”，要點有三，“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這是他和王國維共同奉行的治學方法。而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以證據説話的基礎上，要是像《國史大綱》那樣用材料不注出處，就會喪失學術駁議或補正的基本條件。前文説過，陳垣先生是僅次於王國維獲得陳寅恪青睞之人，陳寅恪曾説，陳垣“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後，未之有也”。但新中國成立後，陳垣提出“法高郵”不如“法韶山”，“高郵”借指乾嘉學派，“韶山”不言而喻。這于陳垣固出於真心，陳寅恪則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高郵”代表了治學的基本規範，這些雖屬於治學之“術”，但“術”若嚴重缺失，也會影響到“道”的暢快表達。而這個“道”，又正是他與王國維等他看得上的文化人們一起悉心呵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