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11月2日發表該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撰寫的題為《不應對全球氣候挑戰過於悲觀》的文章。文章説，巴黎12月召開的政府間氣候會議，將成為阻止災難性氣候變化風險全球努力的決定性轉折嗎？目前來看，這是極不可能，但也並非不可想像。僅靠一場會議本身肯定不夠。但新的科技進步加上新的協議方式，可以帶來新的機遇。巴黎氣候會議或將標誌著初始階段的結束，從此我們將嚴肅認真地努力改變當前軌跡。

　　《斯特恩氣候變化經濟學報告》作者尼古拉斯·斯特恩，在自己的《我們為何還在等待？》一書中清晰且飽含激情地列出了各種挑戰和機遇。

　　他提出了三條建議。第一，人類在21世紀的首要目標應是消除大規模貧困以及災難性氣候變化的風險。第二，這些目標是互補的。第三，極有必要儘早開始行動，不僅因為溫室氣體可以在大氣中存留幾個世紀，也是因為對能源、交通和城市基礎設施的投資將鎖住各經濟體的碳濃度。

　　這些建議的依據是：氣候風險很大，但消除它們的代價是可承受的。如果什麼都不做，意味著認為風險可以忽略。而這種態度意味著荒謬的篤定。至於付出的代價，如果不試的話，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有多大。但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我們有能力進行斯特恩教授所稱的“能源工業革命”。如果這樣的話，消除氣候風險的長期經濟代價可能不會太大：也許到2050年的損失會小到相當於某一年的消費增長。

　　然而，要使氣溫相對於工業化前水準升幅不超過2攝氏度的幾率達到50%，需要採取的排放路徑也完全不同於以往。儘管召開了多次全球會議，但由於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快速增長抵消了其他地區虛弱的減排努力，迄今為止，全球每人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降反升。如果沿著我們當前的路徑走下去，任何必要的排放下降都不會出現。人類將沒有回頭路可走地押注于一種可能性，即懷疑論者事實上是正確的。

　　幸運的是，新的技術機遇正在出現。能源生産與存儲、節約、運輸以及碳捕獲與封存領域存在發生一場革命的可能性。有人呼籲在低碳能源研究和開發領域來一場像上世紀60年代的阿波羅太空計劃一樣的革命。投資領域也有機遇：為能源、運輸和城市基礎設施選擇碳密集型技術將鎖定危險的未來。但要實現這些目標，每單位産出的排放量需要在2050年前下降為現在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挑戰極為艱巨。

　　沒有國家的支援，這樣的革命將不會發生。可以通過取消對化石燃料的補貼——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計，2015年的此類補貼為5.3萬億美元（佔全球産出的6.5%）——並消除其溢出效應（如空氣污染），推動革命發生。這比國家在可再生能源研究與開發方面的支出要高出3個數量級。

　　達成一項有約束力的、確定碳價格的全球性協議存在障礙，而各方已決定繞開這些障礙。這樣做有道理。就可交易污染權跨境分配達成協定是不可能的。達成一項共同的稅率也幾乎同樣困難。

　　此外，如果國家被要求做出有約束力的承諾，他們將把本國的承諾限定在自己知道能實現的範圍內。相反，應鼓勵各國提出“全國下定決心要作出的貢獻”。雖然這樣做還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但這是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尤其是中美兩國如今都正積極參與其中。

　　此外，分析師樂觀地認為，在各國政府的正確推動下，一個結合了技術創新與地方污染減少及其他好處的良性迴圈，可能使低碳技術及生活方式的快速推廣有益於國家經濟，而不必考慮對氣候的影響。如果是這樣，就更有理由依賴國家計劃。如果在進行全球規劃的同時也發展國家計劃，也更有可能戰勝各國國內既得利益。但仍有必要進行創新的快速跨境傳播，以及援助貧窮國家投資新能源和交通系統。較富裕國家必須做出貢獻。

　　對於那些在人類氣候賭博的規模和不可逆性質上被説服的人來説，消息喜憂參半。壞消息是，即將到來的巴黎會議將不會提供一條遠離潛在災難的可靠道路。它至多只能減慢我們走向災難的速度。好消息是，長遠來看，全球正在採取的相對務實方法加上技術變革加速的可能性，使得我們轉向一條遠離災難的道路的可能性變得更大。

　　這在實際中是否足以及時扭轉全球排放“超級油輪”的航向是不確定的。但這是有可能的。這還需要全球在未來10年投入更多的努力和決心。而這種努力的起碼起點是，巴黎會議達成一份盡可能好的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