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衛陽

　　也許是平時也在寫一些評論的關係，我對公共空間的言説特別是一些涉及政策制定、形勢變化方面的觀點較為關注。應該説，這當中不少觀點是“橫看成嶺側成峰”，看後給人以不同的啟發。但也有一些言論，看上去觀點十分吸引眼球，但由於作者觀察角度只隅于一端，以偏概全，最終反而遠離了事實的真相。比如眼下有一種觀點認為，浙江過於發達的金融業，反而損害了浙江的實體經濟。

　　這個觀點夠“刺激”的吧？其主要意思是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10多年，是浙江經濟高速發展階段，也是銀行機構迅猛擴張的時期，這個時期資産類價格不斷上升，一些企業拿著銀行貸款去進行房地産等資産類投資，造成實體經濟“失血”；結果到了經濟增速下行時期，資産價格下降，企業陷入困境。因此，銀行越多對實體經濟損害越大。

　　如果反過來問這樣的觀點：難道銀行業不發達對浙江實體經濟損害就小嗎？這顯然經不起推敲。眾所週知，從總體上説，銀行信貸增長是根據經濟增速再加上通貨膨脹幅度決定的。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的這10多年，浙江經濟較長時間保持較快增長，如果沒有經濟血脈——銀行業的大幅度發展，這種增長勢頭如何得以保持多年？

　　不可否認，這些年銀行對包括房地産在內的信貸投入確實呈現快速增長，也出現了部分企業拿著貸款去從事投資的現象，但從總體上説，浙江實體經濟仍然保持了發展的步伐。今年前三季度，全省GDP為29684億元，同比增長8%，高於同期全國6.9%的增速，也比去年同期提高0.6個百分點。

　　這當中，工業和投資結構也在優化，規模以上工業高新技術産業、戰略性新興産業、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分別增長7.1%、7%和6%。高新技術産業對工業增長貢獻率達到59.4%。新産品産值率為30.2%，同比提高3.3個百分點。工業技術改造投資增長17%，增幅比上半年提高3.3個百分點；除房地産開發投資外的服務業投資增長25.9%……

　　事實上， 這些年來，浙江信貸投放量一直在遞增，而且幅度還不小。如果按照這種觀點的邏輯，將會造成實體經濟一直在“失血”，那麼在如今前所未有的經濟下行壓力下，浙江經濟必定一片黯然（要知道目前製造業在浙江經濟中仍佔據重要位置），但現在怎麼反而領跑全國呢？

　　省統計部門的權威人士認為， “許多省份以大中型、重化工型企業為主，而浙江的特點是小企業比重高。從數據中也可以看到，在浙江，小企業增長比大中型企業的速度要快，這與小企業更有活力，抗風險和抵禦經濟下行壓力的能力比較強也有一定關係。”這樣的解釋顯然比單向度的觀察要靠譜得多。

　　這裡我不想再引用更多數據，倒更想談一談自己的切身感受。上述觀點提及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浙江銀行業高速增長的數年間，那時筆者作為記者跑過金融線，可以説是看著一些商業銀行成長起來的。浙江金融業的繁榮，其根本原因在於浙江經濟的活力，用百姓的話説就是“插根筷子都會發芽”。

　　上世紀90年代，國內銀行業改革已在提速，其商業化經營的導向十分明確。而浙江經濟也的確讓這些銀行嘗到甜頭。在浙江，銀行開一家賺一家，一時成為全國矚目的金融現象。相形之下，浙江地方銀行的興辦倒沒有一些兄弟省市快。上世紀90年代末，上海人行的同志邀我一起去福建參觀。當時，福建已辦起了跨地域經營的地方銀行——興業銀行。看到該行總部氣派的大樓和驕人的業績，同行的浙江銀行界人士曾感嘆地説：什麼時候浙江也有自己的銀行呵（興辦浙商銀行那還是後來的事）。這個小例子，也從一個側面説明，浙江金融業的發達是銀行自身選擇的商業行為，而並非政府“有形之手”單方面刻意所為。

　　至於説到這些年銀行房地産領域的信貸增長較快，也應有歷史的眼光。上世紀90年代末，國家停止了福利分房，個人住房消費開始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而房地産本身也逐步發展成國民經濟的支柱産業之一，這對於當時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擴大內需起到了重要作用。當然，在這過程中，近年來也出現了上述觀點提到的炒房等追求暴利的現象，引發一些企業的“向虛脫實”行為。這些問題需要通過打好浙江經濟轉型升級系列組合拳來進一步加以解決，而決不應罔顧基本事實、成為唱衰浙江經濟的理由。

　　眼下，“雙創”熱潮正在全國興起，各地都在用心謀劃“十三五”，這一切都離不開金融這一經濟血脈的有力搏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此眼光來打量浙江的金融業，銀行究竟是不是多了，這樣的問題我們還是交給市場去回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