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慶國高楊

　　前幾日，和一位長期指導北京“三農”工作的老領導聊天，他説“五·一”小長假帶著外孫女去京郊看花，沒想到那裏人山人海、人比花多。他感慨道：城裏人可憐吶，真沒地方去；頓了一下，又説：這更説明京郊的發展空間真大！

　　回想起這些年，我們一直行走在京郊，從未離開過。

　　話要從2003年説起，這一年最讓北京人刻骨銘心的是一場叫做“非典”的疫情。然而也就是在這一年，北京農業人在全國率先提出“建設都市型現代農業”，並且作為未來首都農業的發展方向。邁出這一步影響深遠，它就像一個支點，撬動了鄉村，帶動了城市。

　　一晃十幾年。近兩年跑京郊時我們發現，在廣袤而深沉的土地上，正孕育著一場“三農”的變革，城鄉格局也隨之悄然改變，標誌性事件是2013年提出的“新三起來”和2014年開始的“調轉節”，一面是生産關係不適應生産力而進行的主動調整；一面是問題倒逼下生産力作出的決絕突破。

　　在這場大變革中，倏然發現，我們身邊的“三農”早已和曾經以為熟悉的“三農”大相徑庭，變得連我們這些農業工作者也不敢認了。

　　先説農業。今年中央1號文件首次將“一二三産融合”單獨成段，北京這些年就一直在用行動踐行這個理念，最典型的如張裕愛斐堡國際酒莊，種葡萄是一産，加工酒是二産，開酒莊辦旅遊是三産。有位管農業的北京領導説，一産有天然和三産融合的基礎，農業天然就是風景。較言之，與二産融合難度大一些，有的省份稱為對農産品“吃幹榨凈”，北京這方面不太突出，需要學習。其實老百姓的消費心理也在變化，比如喝奶就喝“三元”的，因為離奶源地近，龍頭企業應該抓住這種悄然的轉變。

　　體會起來，真正用一個詞形容北京都市型現代農業，只能是“多功能”。想想，在一個需求多樣的國際化大都市中，所適應的農業功能必須是多樣的。看大農業、大農機，您可以到順義、房山的萬畝方；找高精尖，您可以看中關村的孵化器和通州種業園；玩小資，您可以網上訂菜、陽臺種菜；賞美景，更有著力打造的30多條溝域經濟帶等著您，這裡“山會招手、水會唱歌、樹會説話”。北京農業是少數，但絕不是小數。

　　再説農村。説起來，這是一個讓人不能平靜的詞。話説北京3958個村，真正還有農業的有多少，但它們都叫村，因為其中承載著不能磨滅的鄉愁，是心中記憶、是童年回憶。就像“京西稻米香，炊味人知晌”，隨著京米粥淺綠色米油飄出的，是一輩子走到哪都不會忘的京味。有人説，老北京的鄉愁在“四九城”，不無道理。但細查歷史你會發現，在農業和文化面前，這遠久的“城”和“鄉”本就水乳交融，就像京西稻，育在紫禁城，種在玉泉山；金魚和油雞，也都曾在皇城和民間走上幾遭。

　　今年4月1日，筆者的一篇稿子《在首都戰略腹地繪就大美畫卷》，“賭”對了一個詞——戰略腹地。頭天深夜，夜班的幾位同事先後打來電話商議是否妥帖，此詞多用於講位置，且使用頻率較少。筆者雖心虛，但固執己見。見報當天，市委書記在全市農村工作會上重點講：這些年我們體會京郊作為首都發展戰略腹地的地位，這種認識是越來越深刻了。與上海比，上海大在城市，北京大在空間，而這主要是農村。按設想，這種城鄉關係是全新的、深化的、融合的，腹地不僅是位置上的，更是戰略空間上的，絕不是在京郊繼續“攤大餅”。未來發展如何，請拭目以待。

　　最後説説最複雜的農民。在北京做農民挺幸福，過去叫“農轉非”，現在城裏人都想“非轉農”。為啥？尤其實施“新三起來”後，農民成了擁有資産的市民。北京市政府對農民的支援力度在全國是首屈一指的，去年全市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更是首次突破2萬元大關。可以查一查，京郊農民收入組成中，工資性收入比重有可能是排到全國第一的，説明什麼？農民確實在城市發展中是享受到改革紅利的。

　　北京農民實現發展有幾個便利條件，全國其他地方難以比擬：市場尤其是高端市場大，農業科技水準全國領先，對外交流施展平臺廣闊，動不動就是世界種子大會、世界草莓大會等高端會議在京召開。北京農民樸實、仗義、局氣、感恩，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既堅持自我、又實現傳承。1979年出生的薛新穎早已接過父輩的鋤頭，成為受農業部表彰的全國種糧大戶；1986年出生的孫博辭職回鄉開闢網上“密農人家”，今年銷售額有望過千萬；1989年出生的司慶振接過拖拉機手父親的方向盤，已成為全國十佳農機手……時代改變著農民，事實上，是他們在改變時代。

　　《北京“三農”映像》體現在一個個農人身上、一件件農事之中，由模糊到清晰，由片段到連貫。我們之所以編輯出版這本小集子，就是為從一個小窗口映射北京“三農”走過的一小段歷史影像，想念人、記錄事、體現情……

　　擁有農林水，永遠不後悔。（該書近日已由經濟日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