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撰文/本報記者 任翀

　　愛爾蘭被譽為“歐洲矽谷”，包括谷歌、蘋果、英特爾等全球十大資訊通信企業中，有9家在愛爾蘭設立分部，其中蘋果還將愛爾蘭分部作為整個歐洲市場的運營中心。與此同時，在十大頂尖醫藥企業中，有9家注資愛爾蘭；在全球商用飛機租賃公司中，有一半註冊于愛爾蘭。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發佈的經濟報告，愛爾蘭的GDP增幅在去年就超過英國、西班牙、法國、瑞士等諸多歐洲國家，今年不僅繼續在歐洲數一數二，而且超過了美國。

　　面對這一成績單，近日來華的愛爾蘭就業、企業和創新部部長理查德·布魯頓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坦言，靠的就是創新。所以，對於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科創中心的新目標，他頗有共鳴。因為愛爾蘭正是通過政府對創新、科研的激勵，使得科創企業和科創成果在愛爾蘭蓬勃發展，迅速引領愛爾蘭經濟發展。

　　在與記者分享愛爾蘭的科技創新經驗時，理查德·布魯頓的觀點更是相當明確：政府支援科創必須有的放矢。

　　提高政府扶持力度的有效性

　　今年已經是理查德·布魯頓第四次來訪，他對中國以及上海都並不陌生，尤其是中國政府和企業對科創的熱情讓他印象深刻。他舉例説，在此次短短五天的行程中，由愛爾蘭和中國共同設立的“中愛科技基金”宣告成立，並且已經對五家在愛中兩國從事科技創新的企業進行投資，其中之一就是辦事處位於上海的移動設備可視技術Movidius公司。與此同時，上海企業還對愛爾蘭技術拋出繡球，比如愛爾蘭的技術企業Keelings與光明集團達成合作協議，Keelings將為光明食品提供配送軟體系統，加速傳統農産品生産和行銷的網際網路轉型進程。

　　不過，營造積極主動的科創氛圍只是一個方面。愛爾蘭在探索打造歐洲矽谷的過程中，一個深刻的體會就是提高政府扶持力度的有效性。

　　理查德·布魯頓解釋，愛爾蘭與中國相比，國土面積太小了，政府可以扶持科創的資源也很有限。基於此，愛爾蘭更看重扶持的投入産出率：“我們要把資金投向愛爾蘭的強項領域和有競爭力的企業。”

　　他介紹，愛爾蘭政府對科創扶持的“投入産出率”是可以量化測量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愛爾蘭每年要實現100家初創企業的創新成功，就是“讓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從初創走向國際化。”

　　這100家企業如何而來？又怎麼保證能夠創新成功呢？

　　愛爾蘭的方式是認真篩選和定制服務。理查德·布魯頓介紹説，100家企業來自愛爾蘭貿易與科技局的評選。評選並不看重企業的成立年限、規模大小，而是看重它所處在的行業和研究領域。比如，此次獲得中愛科技基金投資的Movidius公司，成立不過兩三年，上海作為其海外業務的第一站，也只是先設立了一個辦事處。但是，Movidius的核心技術産品“移動設備可視晶片”卻不容小覷。因為它創新性地將一系列新型電腦視覺技術大規模應用在行動電話、平板電腦、相機等設備中，同時也是無人駕駛汽車、智慧機器人的支撐技術。所以，Movidius得到了政府投資的青睞，政府希望助其一臂之力，使它能夠迅速拓展海外市場。

　　理查德·布魯頓坦言，初創企業在發展中可能會遭遇各種不確定因素，需要的扶持也非常具體。所以愛爾蘭給出的扶持方式非常全面，直接回應企業的需求。比如，政府會不斷提高資金支援，包括允許企業將25%的研發收入抵扣所得稅、愛爾蘭貿易與科技局和愛爾蘭投資發展局設有專項支援資金等；政府還會幫助企業與教育機構合作、引入風險投資資金。

　　生態系統的營造

　　講究海納百川

　　在《福布斯》雜誌今年的“全球最適宜經商國家”評選中，愛爾蘭排名全球第四。在世界銀行今年的經商環境報告中，愛爾蘭在全球189個國家中排名第13。理查德·布魯頓認為，之所以愛爾蘭會在這類評選中名列前茅，與愛爾蘭在全球領先的科研成果商業轉化率大有關係——對企業來説，研發投入能直接商業化並獲得市場回報，顯然能提高企業的經營信心以及科創積極性。所以，他覺得在愛爾蘭的科技創新秘訣中，保持較高的研發成果商業轉化率功不可沒。

　　較高的研發成果商業轉化率來自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

　　就宏觀層面看，愛爾蘭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一個科研生態系統，由政府、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共同組成。不過，愛爾蘭的科研生態系統並非面面俱到，而是聚焦14個優先領域，包括資訊通訊技術、醫藥技術、能源、創新服務等。這些領域的研究由設立在愛爾蘭各大高校內的38家研究中心主導，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

　　在生態系統的營造上，愛爾蘭講究“海納百川”——不僅支援本土企業，還歡迎海外企業參與。這條經驗似乎尤其契合本身就歡迎多元文化、強調海納百川的上海。

　　理查德·布魯頓介紹説，愛爾蘭面積不大，但吸引了1200家全球知名跨國公司的入駐或投資。這些企業不僅在愛爾蘭開展自身的業務，而且與愛爾蘭政府和當地企業合作，進行科技創新。引入跨國企業的好處在於，他們具備全球化的視野和全球化的資源。他們不僅能準確地洞察行業發展趨勢，而且能夠從更多領域幫助愛爾蘭的企業。所以，當這些企業參與愛爾蘭的科創生態環境建設後，愛爾蘭本地化創新的全球影響力顯著提高。

　　在微觀層面，愛爾蘭的科創生態系統善於幫助企業解決問題。愛爾蘭在集中力量的14大科創領域上具備一定的研發優勢，所以從政府層面就能發現企業研發成果商業化過程中可能遇到的最大問題是什麼，以及是否是該行業的共性問題。這種來自政府層面的“先見之明”使得企業在研發商業化遭遇瓶頸前，愛爾蘭政府就能牽頭組織研究機構和相關企業有針對性地探索解決方案。“在這個過程中，政府也可以起到橋梁的作用。比如，有的企業自身不能把研發成果商業化，我們了解了這個企業以及所在行業的研發需求後，會幫助企業找研究機構一起開展商業化； 或者幫助企業找尋商業合作夥伴。通過完善商業化方案乃至重新定位，來實現商業化，而不是把好的科創成果浪費掉。”理查德·布魯頓解釋。

　　政府的錢要花在刀口上

　　理查德·布魯頓承認，愛爾蘭政府的資金資源不算多，在支援科創的資金中，大約有30%的來自於企業，包括那些跨國公司或已經成功的企業。

　　事實上，不論在愛爾蘭還是在中國，政府能夠提供的資金補助都是有限的，企業科創也不可能依賴政府補貼。所以，在政府有的放矢地進行科創引導和支援上，如何把有限的錢花在刀口上，是繞不開的話題。

　　歐洲矽谷的經驗很簡單，是偏向於高校和研發機構，“因為基礎性的研究對企業幫助更大。”理查德·布魯頓表示，愛爾蘭非常支援14個核心領域的科創，不過在這14個領域，所有的政府扶持資金基本都投向高校和研發機構。這些高校和研發機構可以發揮橋梁的作用，不僅連接本地企業和本地市場，也連接著跨國企業和海外市場。同樣花一筆錢，高校好比杠桿的一個支點，撬動更大的市場、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由於高校和研究機構發揮的是連接器的作用，這就意味著在愛爾蘭，不僅當地科創企業可以得到政府扶持資金，來自海外的企業只要在科創上與愛爾蘭的政府導向一致，也能享受到與當地企業相同的政府支援。這一點，無疑增強了愛爾蘭吸引海外科創力量的魅力。

　　政府扶持向高校和科研機構“偏心”，也為愛爾蘭培養了一支強大的科創人才隊伍。比如，圍繞眼下的科技創新熱點，愛爾蘭政府為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大數據研究投入大量資金，並且在高校中增加了數據分析課程。據預測，這一舉措將使2018年愛爾蘭資訊通信技術畢業生的供應量比2013年增長50%，不僅滿足當地科創企業的用人需求，也吸引更多的跨國公司落地發展。

　　愛爾蘭還考慮建設一個專門為創新型初創企業服務的技術中心。在這個技術中心內，將有專家提供專業的技術來幫助那些面臨相同問題的企業。這樣，政府不需要增加投入，卻能盡可能擴大政府資金的受益面。

　　值得一提的是，愛爾蘭引入企業資金支援科創的做法不僅為政府“省錢”，還為強化科創與市場的對接效率提供了便利。企業的商業化運作使得企業在進行科創投資時，更強調投資回報率。所以，這種入股式的資金扶持使得投資企業會對科創項目的方向和進展進行篩選、把關，並在科研進展中從專業技術上予以幫助。一旦科創項目成功，則是投資企業、被投資企業和政府的多贏。

　　愛爾蘭政府對科創扶持的“投入産出率”是可以量化測量的，其中一個指標就是愛爾蘭每年要實現100家初創企業的創新成功。

　　評選並不看重企業的成立年限、規模大小，而是看重它所處在的行業和研究領域。

　　愛爾蘭的科研生態系統並非面面俱到，而是聚焦14個優先領域，這些領域的研究由設立在愛爾蘭各大高校內的38家研究中心主導，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

　　專家開講

　　中國工業設計協會秘書長劉寧：

　　全新的創新關係是交融式的

　　愛爾蘭就業、企業和創新部部長在接受採訪時提到，愛爾蘭計劃建立一個專門為創新型初創企業服務、帶有公共服務性質的技術中心。在中國，同樣需要這樣的創新技術平臺。例如，不少以製造機械或設計為專業的高校畢業生在進行畢業設計時，往往都有不少優秀的科技創新或工業創新點子，但這些畢業設計作品在經過導師打分和評判後，就被束之高閣。中國工業設計協會秘書長劉寧就此建議，新時代的創新需要構建新型的創新關係，尤其是借助網際網路思維，搭建一個開源創新的網際網路平臺，才能解放出更大的創新動力。

　　劉寧指出，當人們談及“創新的最好時代”時，背景不一定是陽光燦爛，而可能是沉甸甸的挑戰和變革。比如網際網路對傳統製造業的衝擊，被很多人認為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可殊不知，在無法逆轉的網際網路潮流中，如果製造業能夠與網際網路形成新的創新關係，那麼不僅創新的動力更強，創新的效率也更高。

　　劉寧認為，當前社會的創新力和創新關係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創新力而言，以往的創新主要靠經驗和直覺，但今天更多的創新成果和依據來自於資訊和數據。如果以工業設計舉例可以看到，之前的創新往往從形式到功能、再到體驗，但今天設計創新直接與範圍更廣、影響力更大的服務系統掛鉤。所以，有人形容今天的工業設計是從原始的關注“定型”，轉向全面的“定義”。究其根本，會發現創新力最大的變化在於創新力的裂變。過去的創新可能來自一家大企業、一個大機構；但今天的創新裂變為個人以及初創企業，是全社會的創新。

　　在這種情況下，自然需要新的創新關係。劉寧認為，之前的創新關係是流程化的，接力棒式的。比如在傳統的創新中，設計中心、研發中心的前道工序是策劃中心、製造中心。但今天的創新是發散式、交融式的，技術、金融、市場、加工等不同領域、不同環節互相滲透，不存在前後次序。可以説，它們構成了一個全新的創新生態系統，而不是創新産業鏈。

　　正是由於創新力和創新關係都發生了變化，所以鼓勵創新，必須構建一個全新的技術平臺、服務平臺。它不僅要能適應創新力和創新關係的變化，又要再造全新的創新模式，從而徹底解放創新力量。

　　面對這個目標，劉寧的建議是構建一個開源創新網際網路平臺。處在新型創新生態系統中的任何一個個體或者企業，包括擁有創新點子的個人、具備技術能力的企業、尋求投資項目的資本機構等，都可以登錄這個平臺，尋找自己的合作夥伴，完善自己的創新設想，實踐自己的創新夢想。劉寧覺得，這樣的開放平臺應當是新時代創新的“剛需”，讓新型創新力和創新關係發揮更大的作用，産生更大的影響力。

　　創新工場聯合創始人汪華：

　　投資科創需要講究産業鏈

　　在政府主導的科創資金扶持項目中，在篩選企業階段往往條件苛刻；可一旦錢給到企業，企業的科創成果是否令人滿意，政府的關注度反而不如前期那麼高，這就影響了政府扶持的效率。

　　相比之下，由市場機構主導的投資不僅設有投資門檻，而且看重投資回報。雖然説這是市場化運作的特點，但也從另一個角度説明，要提高政府對科創的扶持效率，可以參考市場機構的投資思路。

　　那麼，在初創企業早期死亡率高於99%的大背景下，政府怎樣介入早期投資才不會讓資金“打水漂”呢？創新工場聯合創始人汪華分享了經驗：縱橫合力，進行産業鏈式投資。

　　在解釋何為“産業鏈式投資”時，汪華介紹了創新工場從2009年開始的安卓生態體系佈局：當時，中國處於移動網際網路早期，蘋果公司的iOS平臺還沒有發展起來，安卓平臺也沒有一家獨大，甚至眼下已成為過去式的塞班系統也還過得不錯。這個時候，就需要投資者去判斷，哪個平臺會發展起來？哪個平臺未來會真正形成自己的生態和産業鏈？創新工場最終根據趨勢判斷選擇了安卓系統，並開始一系列投資佈局。

　　具體來説，創新工場的安卓産業鏈佈局是從最基礎的系統操作創新開始，投資了“點心OS”；然後延續到中間層的應用商店、電腦與移動終端連接軟體，包括投資“應用匯”、“豌豆莢”；接下來是用戶層面的場景化應用，例如“魔圖精靈”、“布丁優惠券”、“塗鴉移動”等。這種産業鏈式的投資好比一條枝幹上開出三朵花，不論最後每朵“花”的發展如何，投資者都能收穫來自市場的第一手資訊，從而為之後的投資和佈局提供基礎。

　　如果從投資思路看，汪華認為可以分為“提高效率”和“精神消費”兩大類。對於前者，涉及各種通過網際網路技術改善行業效率、實現真實世界自動化的項目，例如O2O與共用經濟、網際網路汽車、企業級服務、線上教育等。因為“物理世界效率變得越來越高”的大趨勢已經非常顯著，與之相關的技術創新或服務創新項目具備發展壯大的基礎。

　　至於“精神消費”領域，創新工場的投資方向在於嘗試回答一個問題：“既然現實生活中的效率提高了，那麼將來的人是如何生産和消費文化內容的？”在汪華看來，人們會生産和消費虛擬世界裏的精神産品，所以從2011年就開始在內容娛樂産業鏈上發力。

　　善於把握市場先機，是提高投資成功率的關鍵因素。不過，這並非成功投資的100%保障。

　　據了解，創新工場成立六年來，共投資200多個項目，總投資額接近4億美元，但項目公司在過去12個月裏的融資額就達到6.6億美元，所有公司中估值超過1億美元的超過25個。這張成績單與創新工場提出的“投資+孵化”運營模式密切相關，而且這一模式如今已成為所有投資基金的“標配”。

　　汪華提出，所謂“孵化”，不是提供一個辦公空間、幾個服務人員，而是需要完整的投資後服務。在創新工場，孵化工作由專業的全職工作人員組成法務、財務、市場商務、人事、技術等團隊後完成，為企業已經投資並處於初創階段的項目提供全方位的諮詢服務和資源對接。換句話説，政府扶持科創，不僅要提供資金，也要提供完善的投後服務。

　　本版製圖 鈺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