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常，諾貝爾經濟學獎公佈之前，外界總會列舉獲獎的熱門人選，在2015年的熱門候選人名單中，並沒有出現迪頓的身影，最終當選的他，可謂是今年的一匹黑馬。

　　騰訊財經訊（周純 鄔川 劉鵬）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是一個“測量貧窮”的高手。準確測量貧窮，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和社會，該採取什麼樣的福利政策，進而找到戰勝貧窮的方法。

　　因為迪頓在消費、健康、貧困和福利等研究領域的突出貢獻，他受到了諾貝爾獎的青睞。

　　北京時間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格斯·迪頓，榮獲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第76個獲此殊榮的經濟學家，並獨享800萬瑞士克朗（約98萬美元）的獎金。

　　他也成為新千年以來，繼菲爾普斯、克魯格曼和梯若爾之後，第四位獨享經濟學獎的得主。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對騰訊財經表示，此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價值導向，具有非常強的現實指導意義。從眾多候選人當中，選擇了研究消費的發展經濟學大家，而且是一個人獨享大獎，説明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對全球經濟的拉動，受到了重視。

　　西南財經大學經濟與管理研究院院長甘犁，對騰訊財經表示，安格斯·迪頓重視蒐集家庭的微觀經濟行為數據，並據此改進了對貧困的測量方式。他的經濟學理論，對於解決中國貧困問題有借鑒意義。

　　早該獲得諾獎的“黑馬”

　　安格斯·迪頓于1945年10月19日，出生在蘇格蘭愛丁堡，曾就讀于愛丁堡Fettes學院，是愛丁堡Fettes學院的基金會學者，並在康橋大學獲得他的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

　　2005-2006年，曾任世界銀行研究審核委員會主席。2006年10月，曾任國際貨幣經濟組織華盛頓訪問學者。2007年，擔任全美經濟學會主席。2009年12月，任哈佛大學經濟係顧問團主席。目前就職于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通常，諾貝爾經濟學獎公佈之前，外界總會列舉獲獎的熱門人選，在2015年的熱門候選人名單中，並沒有出現迪頓的身影，最終當選的他，可謂是今年的一匹黑馬。

　　但對經濟學界來説，迪頓獲獎並不意外，甚至有些太遲了。甘犁對騰訊財經表示，作為當代發展經濟學最重要的學者之一，安格斯·迪頓一直被學界認為會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早在2012年，迪頓就曾被列為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人選。與迪頓並稱為，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計量雙塔”的克裏斯托弗·西姆斯，已經于2011年獲得了諾貝爾獎的認可，當時外界認為，迪頓獲獎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最終，迪頓與諾獎擦肩而過。

　　命運和迪頓開了一個善意的玩笑，三年後，在前期未被關注的情況下，迪頓最終登頂。

　　瑞典皇家學院在頒獎儀式上，評價迪頓的學術成就時表示，要設計出提升社會福利水準、減少貧困的政策，必須首先了解個體消費行為的選擇。迪頓的研究加深了這一理解，改變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

　　兼具宏觀和微觀視野

　　“他的學術價值不華麗，但很務實。”孫立堅表示，迪頓的模型沒有做得很複雜，但非常嚴謹地挖掘數據，及數據背後真正反映的事。此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多頒發給做理論的人，但現在越來越重視重視數，據背後反映的經濟學邏輯。

　　安格斯 迪頓的微觀計量模型，被稱為學術界的經典模型，他所探索出的計量方法亦被大量引用。“他在消費領域的研究，可以説是經典的方法論。” 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世界經濟研究室副研究員張茉楠説。

　　自2005年進入世界銀行後，安格斯 迪頓一直在致力於研究解決貧困問題。張茉楠表示，安格斯 迪頓對於發展中國家，比如中國、印度以及非洲國家等，進行了大量的調研工作，可以為政策決策提供良好的支援。“所以安格斯 迪頓的貢獻，不僅僅是理論研究，還有實操上的研究，能夠很好地解決實際問題。”

　　此外，安格斯 迪頓雖然因微觀經濟學研究，為外界所知，但在宏觀經濟學領域，他的成就同樣突出。

　　“實際上他的研究範圍很廣泛，比如大宗商品需求彈性、經濟增長與價格波動之間關係等宏觀經濟學問題，提供了很好的數據支援以及精準的結論。”張茉楠認為，安格斯 迪頓兼有微觀與宏觀的開闊視野，是促成其獲得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一個重要原因。

　　用接地氣的方式解決問題

　　在研究方法上，迪頓比較善於利用家庭問卷，因此數據來源真實可靠。此前他還通過家庭問卷，研究家庭收入與家庭成員攝入卡路裏之間的關係，以此反映出收入不平等，對於健康的影響。

　　復旦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孫立堅認為，世界經濟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今天，嘗試過各種手段，比如使用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並沒看到經濟復蘇的兆頭。這次諾獎給了研究消費領域的專家，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受到關注。

　　家庭需求不足的問題非常重要，孫立堅稱，因為家庭消費意願不足，帶來投資需求下降，企業産能得不到消化。

　　迪頓研究的問題，恰恰是當今世界經濟最需要關注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不能用貨幣政策來解決，關鍵要解決收入分配、貧困、醫療等問題。

　　迪頓認為，帶動消費不能光靠增加工人工資，而是要解決制約消費的結構性問題，如貧富差距問題、教育問題、醫療健康問題、獲得公共資源機會不平等問題。潛在的消費不能釋放，就會導致實體經濟疲軟。

　　在經濟學的體系中，人們更關注的是，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發達國家的問題，但是今天越來越多地看到，未來經濟的發展，主要動力來源於發展中國家。

　　孫立堅指出，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龐大的人口消費的崛起，對世界經濟的影響非常大，壓抑的消費一旦釋放出來，對經濟的帶動效應非常可觀。但消費難以提振，不是用貨幣政策就可以解決的，按迪頓的理論，發展中國家居民過度儲蓄，沒有把儲蓄轉變為消費能力。

　　迪頓認為，窮國不可能永遠指望外國援助，援助會破壞窮人最需要的東西：與他們攜手共進創造今天和明天的有效政府。

　　政府要干預市場，但干預的方式，不是寬鬆的貨幣政策，要實實在在地去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解決收入不平等的問題，而不是用撒錢的方式，僅僅降低資金成本。

　　對中國減除貧困的啟發

　　安格斯 迪頓的研究，亦可為中國當下經濟提供指引。張茉楠指出，迪頓在消費與收入之間關係的研究，解釋了兩者之間的比例，對於經濟增長的影響，跟現實聯繫較強，對中國經濟政策制定有借鑒意義。

　　甘犁認為，迪頓的經濟學理論，對於解決中國貧困問題，最主要的啟發在於，重視蒐集家庭的微觀經濟行為數據，以及改進對貧困的測量方式。

　　為何測量貧困顯得如此重要？“因為貧困的測量，對於認定家庭是否貧困，有著很重要的政策意義。”甘犁解釋道，是否貧困，以及貧困程度如何，與是否給予補貼，以及補貼多少的福利政策相關聯。

　　在貢獻測量貧困的方法之外，他的成果還在於，如何用家庭的微觀數據，來分析經濟行為。而目前國內的研究難題就在於，學界並不知道，中國家庭居高不下的儲蓄率的形成原因，也因此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甘犁説，解決不了問題的核心原因，在於不了解家庭經濟行為。不了解家庭經濟行為的根本原因，就在於難以蒐集家庭的微觀數據，包括儲蓄、消費、收入、資産和人際往來等等方面，“而目前這些微觀數據，並沒有官方機構公開過，僅僅依靠學者遠遠不夠。”他説道。

　　由於迪頓並沒有對中國問題，進行過實證研究，因此在甘犁看來，對於解決中國的家庭經濟行為困境以及貧困問題，他的思想與方法論具有啟發意義。

　　“廚師很多，米卻很少。”甘犁把家庭的微觀數據比作是米，中國的政策研究者實際上並不缺乏。

　　甘犁認為，迪頓獲獎對於中國是一個提醒，“從國家層面上，需要促進家庭微觀數據的公開，這有助於分析儲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並作出相應政策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