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和《經濟參考報》聯合主辦、北京中和珍貝科技有限公司協辦的以“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總量再上臺階”為主題的雙月座談會日前在京舉行。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民營經濟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蔡昉，中國社科院民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劉迎秋等專家學者在會上發表了觀點和建議。

　　蔡昉：未來經濟增長不靠刺激靠改革

　　現在，中外經濟學家對中國經濟和發展趨勢有兩種看法：一種比較悲觀，一種相對樂觀。

　　悲觀的代表人物是著名經濟學家、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他在《回歸到均值》一文中談到：任何過高的經濟增長都是非常態、非常規的，最終都要回到均值，均值就是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均值。這些年世界經濟平均增長速度大概是3%左右，因此回歸到均值主要針對的是中國，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從過去的兩位數最後到3%左右。他預測2013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將降到5.1%；2023年後會逐漸降到3%，即真正的世界經濟平均水準。然而，這項研究是有些問題的，最大問題在於它無法解釋為什麼過去30多年中國可以實現近10%的增長速度。

　　關於中國經濟增長預測最樂觀的判斷者是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他預計中國在很長時間內能保持8%的增長速度，或者叫潛在增長率，他曾經説：“我們應該定一個指標，經濟增長速度就是7%，即使暫時開發不出這個潛力，但是潛力很大。”他的依據是發展中國家是後起國家，具有後發優勢，可以趕超發達國家，因此它可以有更高的增長速度。發達國家每一步前進、每一個GDP增長都必須靠獨特的創新，而我們可以借鑒學習他們的技術，解決增長可以更快一些。這種樂觀預測僅用每人平均GDP做比較，而忽略了人口因素。

　　如果用人口做比較，也就是説以最有勞動生産能力的人口在給經濟發展帶來人口紅利的情況下，人口增長到頂點後是負增長的階段作為一個判斷。如果看人口變化對經濟增長産生什麼樣的影響就可以看到中國面臨什麼樣的經濟形勢。

　　人口變化使經濟增長推動力弱化

　　中國的人口變化有三個重要轉捩點：第一個是劉易斯轉捩點，如果經濟中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只要擴大資本創造出崗位就可以把它吸引過來。這一點在中國是2004年達到的。2004年到2014年的十年間，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每年增長11%，它已經快於GDP的增長速度，也可以看到它快於勞動生産率。第二個轉捩點是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發現，15到59歲的勞動人口達到峰值。第三個轉捩點是認識到勞動年齡人口不代表勞動力，真正代表勞動力的指標叫做經濟活動人口，根據我們的預測將在2017年達到峰值，之後會負增長，意味著勞動力絕對短缺。

　　這三個重要轉捩點對中國經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是勞動力短缺。勞動力短缺造成成本升高，因此製造業的優勢就會下降。我曾根據國外的數據庫得出一個指標，叫顯示性比較優勢指數，將勞動密集型産業中中國的出口比重和全世界出口比重對比，結果顯示最近十年該指數呈顯著下降趨勢，主要原因不是沒有絕對的産品需求，而是勞動力成本提高。第二是資本回報率。中國經濟增長模式是資本投入驅動，資本貢獻非常大，過去人口撫養比很高，不斷投入資本的時候，有相應的勞動力跟它配合，因此資本報酬沒有遞減的現象，而現在勞動力短缺了，因此儲蓄也不夠了，更重要的是資本報酬遞減規律必然要發生。現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不再是農業勞動力，而是來源於農村的畢業生畢業以後到城裏打工，去年這部分人達到峰值，今年開始該人群也是負增長。今年農民工的增長速度，勞動力轉移的增長速度也放慢了。

　　因此，將以上因素都考慮進去，就意味著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弱化了。利用這些因素做一個生産函數來預測經濟潛在增長率，能夠得出以下結論：2010年之前中國的潛在增長率是10%，“十二五”時期是7.6%，“十三五”時期只有6.2%，未來會一路降下去，將來降至均值3.3%也是有可能的。

　　目前，我們距離依靠技術創新得到高品質的經濟增長還有一段距離，這個距離就是現在面臨的一些制度性障礙、體制障礙、機制障礙，這些障礙妨礙了生産要素充分挖掘潛力。勞動力真的那麼短缺嗎？農業中官方數據顯示還有30%的勞動力，這個比重非常高，我們的測算可能有20%。沒有把勞動力供給的潛力充分挖掘的時候，沒有利用改革調動他們向外轉移的時候，工資上漲過快超過了發展階段，這時候成本上升給企業造成了巨大的困難。我們應該依靠改革挖掘他們，讓他們從戶籍制度改革、從市民化改革中得到利益，這樣企業的負擔才能減低。

　　一味採取刺激政策會犯日本的錯誤

　　現在重要的是應該如何看待經濟形勢。很多學者認為中國經濟減速是因為需求不足或三期疊加造成的，但是他們沒有理解經濟結構的變化、結構性減速的含義是什麼。如何應對減速的時候，大家又開始説要採取刺激政策。

　　以日本的經驗為例，自1990年日本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成本優勢消失，潛在增長率下降後，日本政府大規模刺激投資，採用了凱恩斯主義中的所有模型。從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兩個渠道向外發送流動性，它的目標是讓這些錢滲透到實體經濟中。但由於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實體經濟沒有這些需求。因此貨幣發出去之後最後進入了非實體經濟，如房地産、股票市場、證券市場、海外資産等，這些都刺激了泡沫，導致最後泡沫破裂。

　　如果我們沒有看準中國經濟失去的是什麼，只是認為需求不足就要一味採取刺激政策，那麼就會犯與日本同樣的錯誤。90年代日本已經是高收入國家，從那之後日本陷入了一個高收入陷阱。如果我們重蹈日本的覆轍，現在是中等收入國家，之後就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關於中國經濟是否會一路下滑，我的看法是如果未來有機會消除各種制度障礙，得到改革紅利，還能實現比較高的增長率。

　　我們可以做以下假設：設想如果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沒有後顧之憂，不會40歲之後返鄉，勞動力的供給會提高。如果放寬了生育政策提高生育率，20年以後也會帶來勞動力的供給。此外，教育培訓提高也會改善人力資本。企業改革消除壟斷增加加入、增加退出，讓那些沒有競爭力的企業退出去，減少“僵屍企業”，整體經濟的健康才會大幅度上升。

　　我認為所有的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未來可以帶來潛在增長率增加。從這個意義上看，如果充分獲得改革紅利，那麼經濟增長速度可以是7%甚至更高一些。關鍵在於改革能否推進。

　　劉迎秋：總量上臺階需要增長速度作支撐

　　5月27日，習總書記在東部七省市黨委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要看到“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是提高我國經濟綜合競爭力的關鍵舉措” ，“要深入研究保持經濟增長的舉措和辦法，推動經濟總量上臺階”。

　　産業結構優化升級至少涉及兩方面問題。一是優化，二是升級。優化首先是三大産業結構比例結構的優化，其次是區域經濟以專業化發展為取向的優化，同時還是産業內部不同行業結構有效組合的優化，最後也是行業內部不同企業合理分工與協作關係的優化。升級則首先是産業內部的技術升級，其次是企業生産技術和工藝水準的改進，最後還表現為産業大軍從“藍領”為主邁向“灰領”為主並逐漸“白領”化。新興産業的崛起也是産業結構升級的重要方面，但傳統産業的技術進步和更新換代是産業結構升級的基本內容。對此，不能有任何認識上的盲目與實踐上忽視。

　　經濟總量再上臺階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總書記首次論及的一個新理念、新範疇。在此之前，人們較多注意的是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進入換檔期後如何持“中”和如何容忍可能出現的低速增長，甚至還出現了“淡化GDP”、“不再提GDP”以及“不考核GDP”等傾向。這些現象表明，在我國，形而上學、機械教條的認識論、方法論還廣有土壤。不能認為目前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有200多種工業製成品佔據世界第一，就不再需要經濟總量上臺階了。恰恰相反，我國經濟發展不僅需要大力度“轉型升級”，同時也需要“經濟總量上臺階”。只是更重視、引導和努力實現更有品質的經濟總量上臺階。

　　經濟總量上臺階，産業結構優化升級，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做支撐，是不可能的。僅從就業角度看，由於我國現階段經濟增長速度一個百分點的變動就會導致140萬左右就業人口的變動，因此，如果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現存的結構性、摩擦性失業就會演變成總量型、大規模長期失業，其後果是嚴重的。這就是説，要保證經濟總量再上臺階，就必須把經濟工作的重點放到“調結構、轉方式、促創新”上來。

　　對於廣大民營企業來説，要跟上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總量上臺階的發展步伐，就必須努力做到如下幾點：

　　一是不要盲目否定自己所處産業，但要抓緊對其進行技術改造和升級。“沒有夕陽的傳統産業，只有夕陽的産業傳統”。二是不要過度懼怕我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暫時下滑。與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滑相伴生的往往是産業結構的大調整，而這種調整常常是企業實現技術結構改善的機遇期。在這樣一個時期，能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的現實，能不能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進行技術、組織、管理和市場改造和創新，對企業來説，至關重要。三是要積極投身到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建設等新時期的新戰略中來。四是要學好、用好國家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各項政策。五是要在提升自身素質上下大功夫，積極弘揚和努力踐行誠信、紮實、創新、守拙、進取精神，為我國“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總量上臺階”做出新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