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吉林省原副省長谷春立落馬，引發人們對他曾主政七年的遼寧省鞍山市大拆大建的集中關注。而在鞍山下轄的縣級市海城，一種持續四年多的政府和法院的“合作”拆遷模式仍在進行：在將被拆遷人變成被告後，迅速強拆那些尚未達成協定的住房。

　　個別地方政府與法院，不注重為民服務、替民做主、保護公民財産，反借手中權力強拆百姓合法房産。鞍山原市委書記和鞍山中院原院長聯手策劃的“排除妨害”式強拆模式，是嚴重侵害公民正當權益的違法之舉，是有悖司法正義、踐踏法治尊嚴的行為。而令人痛心的是，此等權力任性的亂作為，竟然大行其道地演繹了四年之久。

　　所謂“排除妨害”式強拆，就是以社區、街道或管理區的名義，起訴被拆遷人排除妨害，然後法院下先予執行裁定書，由政府組織強行拆遷。

　　【分析】

　　在現實生活中，公民的確享有受法律保護的“排除妨害請求權”。我國《物權法》第三十五條規定“妨害物權或者可能妨害物權的，權利人可以請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險”。

　　但縱觀風行于海城市四年的這套“強拆”邏輯，其貌似“走司法程式”的背後，卻是對“排除妨害”民事權利的曲解與濫用。

　　根據相關司法條款解釋，妨害是指以非法的、不正當的行為，或者以無權施加的設施對權利人的物或物權造成侵害或妨礙，現實地阻礙了特定物的權利人行使權利。提起排除妨害請求的目的依法消除對物權的障礙或侵害，使物權恢復圓滿狀態。

　　由此解讀，“權利人”、“妨害”、“風險”，當為公民主張此權利的三個關鍵詞。

　　反觀海城版的“排除妨害”論，其張冠李戴甚至顛倒黑白的悖論之處顯而易見：並非房屋所有者和物權代理人的社區、街道或管理區，有何資格和權利提起“排除妨害”請求？被拆遷戶不同意拆遷方提出的補償條件，咋就構成了對他人權利的“妨害”與“危險”？這豈非權力獨大之下的“欲加其罪何患無辭”？

　　作為社會公平正義的化身與底線，司法的聖潔與尊嚴就在於其不偏不倚和不選邊站的獨立、中立與公正。著名法學家德沃金有句名言：“法院是法治帝國的首都，而法律則是這個國家的國王”；馬克思也曾説：“對法官來説，在法律的帝國裏面惟有法律才是法官的上級”。不受行政權力影響和左右，當為司法的魅力所在，即使面對小小老百姓與堂堂市政府的力量懸殊博弈，法院的天平也只能傾向於事實與真理，而不是不辨是非地一味順從與討好政府，更遑論是背離法治精神地與政府合謀？

　　其實，早在2004年底，時任最高法院副院長的曹建明就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強調：“法院不得以任何形式參與拆遷，原則上不允許先予執行。”2011年1月的最高法院通知，也強調了“申請先予執行的，原則上不得准許”的要求。

　　由此看來，海城版的“排除妨害”式強拆，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典型案例。也許，“排除妨害”式強拆始作俑者的雙雙落馬，的確印證了“多行不義必自斃”的此言不謬，但矯正為既得利益而罔顧法律的權力任性，則是並非一日之功的長期任務。